岳峙 文

　　数量上的增加带来的是竞争，而竞争带来的是分工。

　　6月，北京一家报纸爆出了《读书》杂志即将更换执行主编的消息。7月初，这个消息得到证实，原任执行主编汪晖、黄平被解聘，原《读书》杂志资深编辑吴彬升任执行主编。围绕着这件事，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各大媒体都发表了相关人士各种观点的评论文章，至今余音袅袅，绕梁不去，是谓“《读书》换帅风波”。

　　虽然围绕此事出现了大量的批评和反批评，但是仍然象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几场大规模争论一样，意气之争居多，理性反思缺乏。

　　支持换帅一方的主要观点是《读书》杂志这10年来日渐小众化，已经越来越像是一份同人刊物，作者群越来越固定，立场和观点相对接近，文章的学术气息日浓、人文气息渐薄，不再象1996年汪晖担任执行主编之前那样兼容并蓄了。他们认为，《读书》应该保持以前的风格，容纳各种声音，充当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平台。

　　这种批评貌似中正，实则不然。批评者们大概没有发现，小众化不仅是《读书》这10年来的基本趋势，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媒体的趋势。那种媒体掌握绝对真理、充当权威、总是摆出一副教育读者姿态的时代正在渐行渐远。

　　虽然中国的媒体行业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放开，但是比之10年前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进步，这也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媒体的种类还是数量，都已经有了很大比例的提高。比如体育类媒体，不要说10年前，就是5年前，也无法想像今天的繁荣程度。球迷们想必还记得5年前每周一期《体坛周报》出版时的盛况：许多人到了星期三就专门去报摊上买，晚了还可能买不到；书报亭也在《体坛周报》出版那天特别用小黑板写上“《体坛周报》已到”，以招徕读者。而现在，除了《体坛周报》，已经有了很多体育类的报刊，比如上海就有《东方体育日报》。读者们再不用眼巴巴地等到星期三才去抢购《体坛周报》了，每天都可以看到最新的体育新闻。

　　数量上的增加带来的是竞争，而竞争带来的是分工，即媒体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小众化。还是以体育为例，随着《体坛周报》一统江湖时代的结束，足球球迷有了《足球报》、篮球球迷也有了自己的专属报纸，杂志就更多了。不仅不同的体育项目有了不同的报刊媒体，即使同一个项目下面，也已开始出现更细的分工。足球方面的媒体或以新闻见长，或以评论取胜，这种趋势也日渐明显。

　　大众媒体向小众媒体的转化不仅出现在体育类媒体上，IT类、财经类、时事类也都已经出现。在这种趋势下，学术思想类的媒体分化也在所难免。不仅按学科分类，在各学科之下，也有各专业方向的分化。历史类的刊物就已经有了古代史、现代史、党史等各个门类。甚至还有更细的分工，比如按朝代所做的分类下面有唐史，唐史下面又有经济史、政治史、文学史等各分支。

　　在分工基础上，各刊物都在自己的道路上或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自己的作者群、读者群，立场自然也就在此过程中逐渐明显。应该说，这种分化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不仅应该接受，而且应该鼓励，而不是攻击。一个正常的社会不仅应该、而且必须容纳不同的声音和立场。同时，一个立场也应该逐渐学会尊重其它立场，努力去“同情和理解”其它立场，尝试善意地理解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并尽可能地沟通，以求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