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粮集团纪检组组长柳丁说起2013年中粮接手大连北良有限公司时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股权多次变更,账目十分混乱,调查几度受阻,通过法律途径追回的部分债权也遇到执行难问题……

2014年,中央第十三巡视组在对中粮集团进行专项巡视时,发现和督办了中粮集团下属国有重点企业大连北良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宫明程腐败案。截至目前,不仅严肃查处了宫明程违纪违法问题,还为国家及时挽回经济损失2.4亿元。无独有偶,“5年获利超过3.5亿元”,最近媒体报道的河北斯利矿业背靠河北钢铁的“无本”生意撕裂公众神经。那么,面对巨额国资流失,难道相关制度安排就不能提速嘛?
没见过这么乱的企业
据新华网报道,“见过乱的企业,没见过这么乱的企业。”中粮集团纪检组组长柳丁说起2013年中粮接手大连北良有限公司时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股权多次变更,账目十分混乱,调查几度受阻,通过法律途径追回的部分债权也遇到执行难问题……
正当中粮集团一筹莫展的时候,2014年3月,中央巡视组来了。这也是党的十八大后,中央首次对央企进行专项巡视。中粮集团立即向巡视组汇报了大连北良有限公司存在数亿元不良债权等问题。与此同时,中央巡视组也接到了群众有关时任大连北良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宫明程个人问题的举报。
“反映的问题涉嫌领导干部用国企资源搞利益输送,给国家造成巨额损失,而且线索具体,我们决定将这一问题线索作为巡视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央第十三巡视组组长朱保成说。
“上级部门的介入,为克服各种阻力、顺利查办案件提供了坚强保证。”据专案组工作人员周慧哲介绍,在中央纪委和巡视组协调下,办案人员先后赴200多个部门单位调取书证千余份,到50多家涉案公司调取财务账目万余册,及时控制了8名涉案人员,联系上了潜逃境外的当事人和退休多年的知情者,获得了充分证据。
与此同时,办案人员请来纪检机关的老干部,对宫明程进行说服教育,并安排体弱多病的他入院治疗,希望宫明程能将功补过,积极协助挽回损失。
据中央巡视组发现,2004年7月,时任大连北良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宫明程,利用手中职权违规操作,将下属全资子公司大连北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67%的国有股权贱卖给了私人老板,使之成为民营控股企业,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损失。
同年9月,宫明程又未经审计、评估和报批,擅自将大连北良有限公司拥有的土地、油库、码头等优质资产“打包”低价转让给了大连北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短短数月,宫明程精心策划,一气呵成——伪造决议、转让股权、转移资产,假借并购重组外衣,向私营企业输送了巨额利益。
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为帮助大连北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收购上述国有资产,宫明程控制下的大连北良有限公司竟然还向前者提供了5.64亿元借款。
“把国有企业的钱借给私人老板,用来低价购买这家国有企业的优质资产,宫明程明目张胆‘空手套白狼’,变着法儿拿国企资源搞利益输送,致使民营企业非法获利上亿元、国有资产损失数亿元。”中央第十三巡视组组长朱保成说。
经历一次次“大出血”后,大连北良有限公司逐步陷入困境。一方面,优质资产被抽走,企业实力大减,特别是失去几处重要地段和码头后,企业腾挪空间大幅缩小,丧失了发展的潜能。另一方面,大连北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欠巨款久拖不还,占用了企业大量流动资金,增加了企业财务成本,降低了企业信用评级。
据继任大连北良有限公司总经理孟凡杰介绍,至2014年案发时,大连北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仍欠大连北良有限公司3.3亿元,而后者已陷入连年亏损境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控股大连北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私人老板们和宫明程本人获利颇丰。低价收购的国有资产,被宫明程等人转手高价出售,仅出让大连北良石化有限公司股权一项就获利1.71亿元,其中1.06亿元很快被转往私人老板控制的其他企业。而宫明程在出让国有股权后,继续担任被民营控股的大连北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多年来累计获得薪酬526万元。
此外,在河北,一条国企利益输送的隐秘链被曝光并引发公众热议。据媒体报道,河北钢铁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王义芳纵容其胞弟王义平利用国有企业土地、水电及矿产资源获利,将高品位的铁矿石当成废石拉走,然后再高价卖给河北钢铁和其它买主,从而牟取巨额暴利。
事实上,近年来,钢铁行业因其成本高企和产能过剩导致全行业微利乃至亏损。统计显示,2012年全国纳入考核的80家大中型钢企实现销售收入3.4万亿元,但整体利润不到15亿元,几乎零利润率将整个行业拉入谷底。但名不见经传的河北斯利矿业却赚得盆满钵满,每年利润高达7500万元。
工商资料显示,河北斯利矿业于2008年5月成立,由自然人王义平、王云海、何军各自出资700万元(合计出资2100万元)联合创立,性质为私企,生产厂址在河北矿业庙沟铁矿场区内。
可以看出,斯利矿业从一开始就精心布局,其目的就是利用河北钢铁的产业链上游需求大做文章,试图通过成立体外公司来完成国有资产的转移。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王义芳在2005年12月起担任当时唐钢的总经理、党委书记、副董事长。而到2008年7月,也就是庙沟铁矿和斯利矿业的合作开始刚刚一个月,王义芳更被任命为河北钢铁集团的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显然,斯利矿业的成立可谓有备而来。
斯利矿业与河北钢铁的交易是赤裸裸的,并没有丝毫的避嫌。按照一般的逻辑常识,王义平不应该出现在斯利矿业的股东名单中,其更应该躲在幕后操控。但正是这种毫无顾忌暴露了其腐败的特点:肆无忌惮、名目张胆和贪得无厌。
从目前揭露或查处的国企“窝案”、“个案”看,国企高管的腐败比政府官员的腐败还要严重,无论是涉案金额还是腐败手段。把公款“经营”到自己手里,既减少风险又体现了“专业水平”。
河北钢铁赤裸裸的利益输送触目惊心。
它表明,国有企业的腐败也是需要高度关注的领域。一些国企领导已经不满足于多吃多占之类的违反财经纪律的做法,而是通过亲属等设立体外公司,与国有企业从事“无本万利”的生意。或者通过员工持股公司,把国企与员工持股公司捆绑成左兜右兜,然后将本属于全民的国企利益输送到员工持股公司,最终进入个人腰包,使国企领导和员工率先分享“财产性收入”。国企员工不仅在位时要享有财产性收入,退休也要享有,甚至子女和亲属还要接着享有。
国企腐败大多通过商业交易形式出现,其特点隐蔽而复杂。以河北钢铁为例,国企高管中的腐败分子利用职务之便,滥用权力,对国有资产为所欲为,通过非法侵占、变卖,或者以“合法”的商业形式,实现利益的转移,使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境外国资已超12万亿元
据报道,自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有实力的中国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广泛参与国际国内两种市场的竞争。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更是成为中国境外投资的主力军,已经逐步进入国际化发展时期。
比如,近年来李克强总理力推的“高铁外交”,不仅促成了南北车合并成中国中车,也将中央企业的国际影响力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目前,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更多的国有资本将“出海”。而与我国国企国际化发展相伴相随的,是境外投资的风险与监管难度与日俱增。
国务院国资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绝大部分中央企业都在境外(含港澳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这些机构遍布在世界150余个国家或地区,资产总额已经达到38.7万亿元。而在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纯境外单位中,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已分别达到4.68万亿元、4.49万亿元和1200亿元。
除了110多家央企在境外的巨额资产,地方国企境外资产也颇具规模,仅在“2014中国100大跨国公司”榜单中的34家地方国有企业,其海外资产已经达到4757.8亿元。
除此之外,国有控股金融机构的境外资产规模更加庞大。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13年度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底,18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在海外51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1127家海外分支机构,总资产超过1.2万亿美元,按照现有汇率,折合人民币7.45万亿元。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国企走出国门,海外经营的风险也在加大。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性增高,既与走出海外所面临的不同环境有关,也与国有企业自身的经营和管理能力密不可分。
清华大学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吴金希认为,首先,海外国有资产流失是由于一些国有企业盲目进行扩张而“饥不择食”,吞下许多难以下咽又弃之可惜的海外项目,尤其是一些资源类项目。例如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大量投资的铁矿石和煤炭项目,现在经营很困难;其次,是为了搞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明知有风险仍要仓促上马。再次,是国有企业内耗严重,例如南车北车竞标的时候互相拆台。像这样“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现象有很多。另外,管理层腐败也会导致巨额海外国有资产损失。
那么,那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境外国资流失的案例都有何特点?通过《国资报告》梳理发现,境外国资流失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五宗最”:“最草率”的仓促上马;“最遗憾”的经营失策;“最内讧”的恶性竞争;“最无奈”的审批僵化;“最腐败”的管理漏洞。
1。“最草率”的仓促上马:波兰A2高速公路项目
过程:波兰A2高速公路工程是波兰政府公开招标的项目,中海外联合体于2009年9月中标其中A、C两标段,总长共49公里。这是中国公司在欧盟地区承建第一个基础设施项目,但由于中海外提出的报价只有波兰政府预算的52%,曾一度引来低价倾销的指责。
2011年5月,因为中海外没有按时向波兰分包商支付货款,后者拒绝继续向工地运送建筑材料,最终造成工程从5月18日起停工。2011年6月初,中海外最终决定放弃该工程,并赔偿1.885亿欧元。
反思:随意的投标体系。中海外急于进入欧盟基础设施市场,制定了低价中标的策略,希望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降低成本,并通过工程中途变更抬高价格获取利润。
殊不知预想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并不存在,在施工过程中原材料又不断上涨,而波兰又是个财政相对透明的国家,工程制度也很健全,容不得中途加价,这使得中海外的如意算盘落空。国企走向海外时急功近利的现象很严重,最终成了自己给自己下套,搭上了大量国资换来一次深刻的教训。
2。“最遗憾”的经营失策:中航油陈久霖事件
过程:2004年12月,中航油(新加坡)公司首席执行官陈久霖接受警方对中航油巨额亏损案的刑事调查。此前,陈久霖闯荡海外市场7年整,遭遇了冰火两重天:一个因成功进行海外收购曾被称为“买来个石油帝国”的石油大亨,却因从事投机活动而造成企业近5.54亿美元的巨额亏损;一个曾引领亚洲经济潮流、年薪490万新元的“打工皇帝”,却因在期货市场的违规操作而接受审判。
反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曾任中海油CEO的陈久霖只用了7年时间,就把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从一个半死不活的海外国企经营成风靡亚洲的石油帝国。但在此之后,陈久霖由于对期权油价判断失误,在一夜之间从顶峰跌落谷底。完全不顾市场趋势而进行逆向操作,其代价只能是既坑了自己又搞垮了一家上市公司。这颇有些“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意味。
3。“最内讧”的恶性竞争:南北车的海外竞标
过程:自2000年分拆于原铁道部下属的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之后,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一直在明争暗斗。2011年,在土耳其的机车招标项目上,中国北车刻意压低价格,与中国南车竞争,最终使得该项目被韩国公司抢走。
一年后,在阿根廷政府机车外包项目上,南车欲报一箭之仇。首轮竞标中国北车报价230万美元/辆,比国外阿尔斯通等竞争对手的报价性价比更高,因此有望中标。然而,中国南车却开出127万美元/辆的“超低价”,最终从中国北车手中抢下了总额近10亿美元的订单。
反思:同根相煎何太急。中国南、北车在海外的恶意竞争以及互挖墙角,致使原本可观的项目利润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打水漂了。
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曾在第四届国际投资论坛上发声:“以前在国外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现在是他国遇老乡,两眼露凶光。这种竞争导致国家的利益大量丧失。”正是如此,这种各自为战的恶性竞争让中国企业在国际谈判中十分被动,最终不得不采取低廉的报价或者接受昂贵的价格,致使国资大量隐性流失。
4。“最无奈”的审批僵化:五矿等痛失发展良机
过程:2005年,五矿公司向国家某部门申报,以20多亿美元收购加拿大有色金属巨头诺兰达公司,但是有关部门认为该项目风险大、可行性研究不充分,对项目申请不予批准。结果第二年诺兰达公司的价值翻了一番,上升到50多亿美元,五矿因此痛失发展良机。
无独有偶。2006年,上海宝钢为参与高端钢材市场竞争,拟就近低成本利用澳洲铁矿石和焦炭建设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总投资近700亿元。然而,项目直到2012年5月才获批准,此时国际钢材市场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宝钢的只能在产能严重过剩的市场上居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反思:僵化的审批机制。央企属于公众委托经营企业,不仅负有国家经济安全的责任,更负有让全民财富增值的义务。可是,却因为某些部门僵化的审批程序,大大降低国有资本的运转效率,致使国有资产长期难以增值。市场瞬息万变,而有关部门的审批机制却对其不管不顾。
机遇稍纵即逝,如何提高审批效率,如何在强化监管与激活市场经济活力之间拿捏得当,如何在控制投资风险与谋取国资效率最大化收益之间寻找平衡,考量着有关部门的智慧和担当。
5。“最腐败”的管理漏洞:薄启亮中饱私囊
过程:作为主管中石油海外业务的中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副总裁,同时也是中国石油海外勘探开发公司总经理的薄启亮,曾是整个中石油最大的实权派,其负责的海外业务占据中石油的半壁江山。薄启亮利用亲朋好友在海外项目中寻租,中饱私囊。
据媒体披露,薄启亮的哥哥通过代理人开设公司,专门负责中石油海外业务材料采购。中石油80多个海外项目,80%都是该公司的材料,每年收入在200亿左右。2014年5月16日,中纪委监察部通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副总裁薄启亮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反思:用监管堵住制度漏洞。长期以来,由于中石油在海外资产监管上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漏洞,致使薄启亮之流能在并购、采购等项目上假公济私,寻租自肥。通过成立关联公司自己与自己做生意,致使国有资产落入个人腰包。
而境外代理又衍生敛财“猫腻”,很多海外项目是以私人名义操作的,但投入的资金是国家出,不少项目最后就真成了私人的了。这成为国企海外机构某些心术不正者的生财之道,又往往令人难以发觉。自身的贪婪加上制度上的漏洞,给薄启亮之流打开贪腐和堕落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