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指出：中国跨国公司升级须跨四大障碍

　　全球价值链通常由跨国公司主导，在其子公司、合同伙伴及正常供应商的网络中进行投入和产出的跨界交易，跨国公司及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网络体系的贸易额占有全球80%的贸易量。

　　全球价值链通常由跨国公司主导，在其子公司、合同伙伴及正常供应商的网络中进行投入和产出的跨界交易，跨国公司及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网络体系的贸易额占有全球80%的贸易量。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形态决定着贸易产生的实际经济收益在各经济体之间的分配，因此，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主导权决定了其获益大校《中国跨国公司发展报告(2015)》分析指出，当下，有四大因素制约着中国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

　　来自高端的“低端锁定”压力

　　报告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主导企业起着复杂的作用，影响着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升级。当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价值链中作为价值链低端的原料供应者、中间品提供者和低技术环节组装者时，发达国家主导企业对于东道国企业的升级能够起到促进作用。尽管跨国公司愿意协助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进行工艺和工序环节的升级，但当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功能或者链条升级进入价值链更高层次，尤其是链中垄断利润较高的部分时，可能触及到主导企业的敏感地区，主导企业将对其采取技术封锁、不断更新技术等措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跟随者不得不将所获得的利润大量投入到技术追随当中，从而减少进行创新和研发的投入而无法进行有效升级。这种“低端锁定”现象在中国跨国公司集中的购买者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中表现尤为明显。

　　来自价值链同层次的竞争压力

　　中国企业目前多从投入品和终端市场两方面进入全球价值链，并以此为基点进行升级。由于中国参与的基本上是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原材料价格以及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恶性竞争为特征的劳动密集型价值链，或者切入其他类型价值链中的劳动密集环节，这是全球价值链的最简单也最容易实现的切入方式，因此中国切入的价值链和所在的价值链环节中集中了大量与中国发展水平、自然禀赋类似的国家或团体，如来自中国周边的东盟和印度以及同属新兴经济体的巴西等。他们通过建立区域同盟、在国内创造更优的跨国公司投资环境、利用语言优势(如印度以英语为主流)等方式积极切入全球价值链、与中国争夺价值链上更优的位置。部分实力较弱的中国企业在与这些国家企业的竞争中失利，被迫退出价值链，从而失去了在全球价值链中形成产业集聚、规模优势和范围经济，进而在价值链中“组团升级”的机会。

　　参与全球价值链类型制约升级

　　加工贸易方式是中国企业常见的一种发展形式，中国企业常以代工的方式切入全球价值链中，并受到特定低级要素禀赋影响，只具备低生产成本制造能力。随着跨国公司对产品质量要求的提高，产品的即时供货、柔性生产和大规模定制能力成为代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产品差异化的要求将跨国公司为适应全球市场多元化的消费需求而发展的产品差异化竞争能力投射到代工企业中，从而使代工企业易于产生资本和生产能力的特定化，伴随着较低的生产成本制造能力，中国代工企业极易切入到俘获型价值链中；从发达国家视角来看，由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终端渠道和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如品牌)、核心技术，加之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与代工企业协调成本、代工企业的技术学习成本角度和对代工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要求来看，俘获型和层级型的价值链治理形式的成本最低，而俘获型价值链模式最有利于维护其对既得利益的攫龋综上原因，俘获型价值链成为中国代工企业切入全球价值链的常态。

　　企业家精神缺乏导致升级困难

　　在具备相同的资源禀赋、教育的前提下，一国的文化对以上要素作用的发挥也会产生影响。企业家精神文化能够为经济提供流动性、灵活性，尤其是提供了企业结构的灵活性，帮助企业在面临劳动力分工变化等外来冲击的变化时灵活应对，也可以协助企业在面临世界经济环境变化时，及时改变生产模式，或抓住世界经济调整的机遇进行升级。企业家的主要功能是在面临不确定性时行使决定权，采取有序的适应环境的措施。创新型的企业家精神——促进新产品的工业、新的生产方法、市场创造以及新的组织形式的产生的能力正是目前中国企业普遍缺乏的。因此，很多民营企业往往扎堆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代工生产，企业积累往往用于扩大生产规模、转投房地产等，而非用于提高技术水平、主动研发创新，从而陷入“低端依赖”，无法实现价值链升级。何芬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