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全球贸易竞争不应忽视隐性壁垒

　　当前，国际贸易“规则之争”已超越“市场之争”，正成为新一轮全球化博弈角力点。近年来，作为全球化发展引擎的全球贸易增长日趋缓慢，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全球贸易增长报告，2008年-2015年平均增速约为3.1%，远低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水平。此外，全球贸易秩序也处于前所未有的新的调整时期，这背后隐性壁垒已经成为制约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变量。

　　事实上，当代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正在影响全球价值链。随着全球价值链的高速发展，各国为了获取更大的本国利益和附加价值发起的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显性和隐性贸易摩擦手段更受青睐。比如，技术性贸易壁垒数量越来越多，WTO范围内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通报越来越多。数据显示，2000年TBT通报量为606件，SPS通报量为270件，到2012年TBT和SPS分别上升到2185件和1214件，分别增长2.6倍和3.5倍，两者合计从876件增加到3399件，增长2.9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兴经济体面临全球价值链的进入壁垒。联合国报告显示，新兴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价值链面临三大主要壁垒：国内基础设施不足、贸易融资限制和标准履行。而运输、IT基础设施、供应链不稳定也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主要障碍。领先企业和供应商也认为运输成本、交货延迟、繁琐的关税手续比关税和许可证对贸易的影响更大。2013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报告指出，供应链壁垒可导致海关和行政手续效率低下、监管体系复杂、基础设施服务薄弱等问题。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演进趋势将是以区域贸易规则创建为基础，辅以规范某一领域的诸边贸易规则的发展，通过货物贸易、投资、服务贸易规则的融合后逐渐形成新的多边贸易规则，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会更加激烈和隐蔽，从自由贸易转向规则贸易。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区域自贸协定竞争趋于激烈。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诸(多)边服务业协议(TISA)等贸易投资协定谈判，力图推行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

　　新规则体系强调货物贸易、投资和服务规则的整合。在投资领域，强化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在服务贸易领域，采用负面清单方式，建立全面的、高标准的服务贸易自由化。目前正在谈判的最重要的多边协议是诸(多)边服务业协议(PSA)、信息技术协定第二部(ITA2)、政府采购协议(GPA)，以及环境商品协议(EGA)——也将为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提供重要动力。

　　在全球服务业产值中美、欧、日占去2/3以上，PSA具有绝对至上的大市场和话语权。PSA未来的谈判内容主要包括金融、快递、传播、电信、电子商务、运输、观光、物联网、移动通信网络、互联网等等所有服务业领域；TPP、TTIP、PSA等都涉及国家、经济体间的公平竞争、数码贸易、物联网、环境、能源等领域的服务业问题，因此，服务贸易协定可以被视为是美国重构全球贸易规则的核心。

　　ITA2致力于减少或消除在多类先进的信息技术产品上的关税，包括80个国家。第一部信息技术协定于1997年开始生效；这项新协议旨在扩大产品覆盖范围，进而实现囊括全球97%IT产品的目标。中国承诺扩展贸易壁垒自由化的IT产品范围。然而，由于中国和韩国不能在关于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技术和产品的重要关税细目上达成共识，第二部信息技术协定谈判没有达成。只有等到在一些高价值关税项目上的争议得到解决，才有可能合作完成谈判。

　　GPA加入也成为一个高门槛的协议。事实上，对于中国而言取消对政府采购的限制，既有利于政府更高效地配置资源，也会减少在竞标政府合同中的腐败风险。根据2001年加入WTO的相关文件，中国同意“尽快”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中国已经就政府采购协定的加入问题进行了多年的谈判；尽管中国最近提出扩大国际规则对省级政府的约束范围，但仍未能让其他政府采购协定成员国满意，因此谈判还在继续。

　　EGA旨在消除对一系列有助于减轻污染等恶劣环境作用的商品征收关税。这项倡议于2014年提出，如今包括了中国美国欧盟以及其他14个国家。环境商品协议的谈判代表目前正在制定可用于关税改革的商品清单，其后将探讨关税逐步废除的时间跨度和可能免于自由化承诺的有限例外。环境商品协议潜在的工作量非常巨大，因为第二阶段谈判的目标是将改革扩大到关税自由化以外的领域，呼吁减少非关税壁垒和倡导环境保护相关的服务。环境商品领域的世界贸易估值为1万亿美元左右，作为贸易大国的中国将面临较大挑战。

　　长远来看，TPP以及PSA、GPA等一系列区域贸易协定以及全球新规则的体系性发展符合中国自身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的大方向。中国必须加快构筑全球自贸区网络建设，积极适应这些贸易新规则的挑战，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领域，适当提高自由化标准，倒逼中国市场壁垒，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开放型竞争带动中国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全面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