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教育科技联合名校校长谈：最好的减负一定来自评价体系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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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召开的“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上发布了《2018年中国中小学生减负报告》，显示近30%学生睡眠不足8小时，超60%小学生均报名参加各类辅导班，年均费用12000元，最高达30万元；部分地区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作业竟然可达到3个小时以上。
应该说，这些数据并不让人意外。几乎所有人都在追问：减负减了这么多年，孩子和家长的负担反倒越来越重了，为什么？
↑《2018年中国中小学生减负报告》，显示学生睡眠时间严重不足。
一问减负：学校减负之后，考试和学生知识水平之间的落差谁来解决？
孩子的负担到底来自哪里？减负究竟该减什么负？
许多人都把矛头指向了校外培训机构。不过，调查却给出了令人意外的答案——55.34%的家长认为，孩子负担重的原因是升学压力大；32.58%的家长认为是学校教学效率不高，23.21%的家长认为是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21.82%的家长认为是培训机构推波助澜，还有12.7%认为是学校课程设置不合理，10.18%认为是在线教育产品选择不合理、没有很好地助力减负。
可以看出，除了升学压力这一根本原因，学校带给学生的课业负担远远超过校外培训机构。近日新华网举办的第九届教育论坛上，几位全国名校的校长也不约而同地谈起了减负的问题。
“一方面学生普遍来说比较累，另一方面学习的内容和质量有待提高，这就需要认真研究了，到底减什么样的负？”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翟小宁说，“其实，真正创造性的学习不是负担，而是兴趣盎然，只有重复的、机械化的知识灌输才是负担。一个人将来要能担当大任，必须要有能力，必须要勤奋努力。我们要加大应该学的内容，比如创新课程，下决心减掉不应该的负担。这样才能既减负，又使学生学到有用的本领，成为创新人才。”
作为全国名校北京四中的校长，马景林也强调要减应减之负。他参与过的一个调研发现，98%的民办培训机构都涉及到文化课的培训，使用的方法仍然是学校的方法，也就是在重复、训练。
“这种重叠本身是一种负担。”因此，马景林认为减负一定要科学定位公立学校，“表面来看，在学校减负最有效果，比如控制难度、控制时间，控制量等等。但这样的减负是否能真正解决问题？学校减负之后，考试和学生知识水平之间的落差谁来解决？学校减负之后，挤出来的时间如果被其他的培训机构挤占，减负何从谈起？如果我们的减负以牺牲质量为代价，这样的减负是不值得的。”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王殿军、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 翟小宁、北京市四中校长马景林、河北衡水中学校长郗会锁，4位中国知名中学的校长一致认为，要减应减之负，而且最好的减负一定来自评价体系的改变。
二问减负：教育评价不改革，有几个家长能容忍学校干的事跟考试没有直接关系？
河北衡水中学是一所经常被魔鬼化的学校，但是，校长郗会锁却说，衡水中学的学生，高一到高三每天都能睡8个半小时。这个数据，可比全国其它地方的很多学校都高得多。
“在减负上，我觉得应该改变教学方式，增强学生的自主权。” 郗会锁举例说，“比如我们的自习实行双轨制，学什么学生自己说了算，我们的作业也是双轨制，霸王餐和自助餐结合。通过多种方式来减轻学生的心理负担和额外的任务负担，促进学生多元发展。”
郗会锁的意见得到了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的认可。但是，王殿军直言自己“不敢”。
“现在国外很多流行的、个性化的教育方法，中国校长也知道。但是我们不敢推行。不是校长们没有情怀、没有经验，只是有时候我们不能全力以赴培养人才，因为我们的评价标准太单调了。” 王殿军直言不讳地说，“最终考的是六门课，充其量九门课，让中学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现在有几个家长能容忍你干的事跟考试没有直接关系？你这样做，家长会问，把孩子成绩弄没了，你负责吗？”
面对这样的“大帽子”问题，王殿军呼吁教育评价尽快改革，“教育评价这个指挥棒不改，我们就不能够全身心投入到人才培养的事业当中，不能够完全按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来教学生。”
三问减负：如果评价标准暂时改不了，科技能不能把学习变得相对轻松？
《2018年中国中小学生减负报告》还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就是34%的家长认为“减少作业时间，用信息化手段提升作业效率”可以有效减负，是所有减负措施中呼声最高的，甚至比“关闭培训机构”还高14个百分点。
《减负报告》中的数据，绝大部分来自“一起小学”平台。在中国有300多个城市、13万所公立学校使用一起学习给孩子布置作业、准备测试，其中就包括清华附中、南开中学等名校。在这些学校里，教学、作业、测试的形式已经被信息化悄然改变。
“借助我们开发的题库，老师会在平台上智能组卷，学生们所有的作业不再是纸质教辅，而是根据每个人的错题、学习进度等制定的个性化纸张。”一起教育科技联合创始人兼CEO刘畅说，“老师批改之后，交由机器扫描，扫描之后大数据会分析出哪些题目全班多少人做对、多少人做错，错在哪里，是读题不仔细、知识点未掌握，还是计算错误。”这就给了老师因材施教的空间。
以错题为核心，信息化在提升学生答题效率方面也有很大优势。“以一所我们服务了3年的高中为例，在高考一模的时候，老师不是下发统一的试卷，而是把每一个学生三年中做错的题发给每个学生，每个学生看到的都是自己三年里做题的数据。”刘畅说，“每个学生做自己不会的问题，老师巡场进行讲解。学生不用再重复刷自己已经掌握的题，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
↑《2018年中国中小学生减负报告》显示，34%的家长认为“减少作业时间，用信息化手段提升作业效率”可以有效减负，是所有减负措施中呼声最高的，甚至比“关闭培训机构”还高14个百分点。
多所学校和众多老师的反馈已经证明，“一起小学”这样的信息化平台可以减少重复性、机械性的知识学习，显著减轻学生负担、提高学习效率。然而，信息化带来的改变还不止于此。从长远看，它会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学习。
虽然评价机制暂时没有大动作，但考试方式和评价内容一直在调整，这种改变会迅速传递到教学过程中。从高考的整体趋势来看，基础考试的内容越来越少，更多在考察学生的信息获取、信息分类能力。这背后，传递着国家对于素质教育转变的坚定决心。
“比如，高考语文2015年卷面字数是7千字，2016年7千字，2017年8千字，2018年9千字，这在传递着非常强烈的信号，就是要重视阅读能力。”刘畅说，“如果学生在小学阶段没有很好的阅读习惯，到了初高中、到校外参加几次课的短期培训班，也很难拿到很好的中高考分数。”
问题是，学校原有的教学方式一时难以跟上变化。比如传统意义上的语文阅读题，往往是读一篇文章、回答四几个问题，每个问题都有ABCD，有些问题还让小孩匪夷所思，比如问“朱自清在河边到底想什么。”这个问题答对了，对孩子一生的语文能力恐怕也没有特别多的帮助。
“孩子喜欢在手机、ipad上做作业，不单纯因为他们喜欢手机，而是因为互联网作业更多是素质教育的内容。”刘畅举例说，“我们的语文作业是带着孩子读绘本，让他用3分钟的时间来复述绘本的内容，或者用3句话归纳绘本，以及声情并茂地朗读配音。掌握这种总结归纳、模仿表达的能力，不仅能帮助孩子更好适应未来的考试，孩子也将会一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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