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银行业正在遭遇“成长的烦恼”

　　沈荣勤

　　上世纪90年代美国电视系列剧《成长的烦恼》风靡中国大陆，后来国内艺术家们模仿其拍摄了一部《家有儿女》，竟也收视率居高不下。而今，中国银行业亦遭遇了“成长的烦恼”，各种“两难”问题纷至沓来并日益突出，使银行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困惑、纠结和焦虑，甚至是无奈。经过思考和梳理，将这些“烦恼”概括为“五个并存”，当然还只是点个题、起个头，期望通过抛砖引玉引起大家的共同关注与思考。

　　烦恼之一：“货币供应总量增加”与“银行存款增长乏力”并存

　　自2011年以来，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保持高位运行，始终在13.5%以上，且快于存款增速(此前很长一段时期存款增速快于M2)。2000年我国M2余额约为13万亿元，至2008年年末还未达到50万亿元，但近五六年来大幅增长，至2012年年末已达97.4万亿元，2013年第一季度末更是突破了“百万亿元大关”，成为全球M2量级最大的国家。与此同时，受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利率市场化以及互联网金融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冲击，银行存款的增长动能却不断衰减。2012年年初至2014年三季度末，国内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同比增速分别为14.1%、13.5%和10%，同比分别多增1.8万亿元、1万亿元和少增2.3万亿元，逐步走低，与2009年同比增长27.7%、同比多增5.4万亿元的阶段性高点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浙江等沿海地区则愈加明显。由于当地居民、企业乃至政府的金融意识超前，资金收益意愿强烈，导致其“去存款化”的节奏和力度更甚。

　　在存款增量减少的大背景下，竞争必然导致价格提升。这主要显现在银行存款中的活期存款和市场化定价存款的占比呈“一低一高”的“跷跷板”状，即：企业和居民存款中活期占比已由2010年年末的50.23%降至2013年年末的39.32%，而同期新增结构性存款(表内理财)占新增存款的比例已由1%飙升至28%，从而使国内银行业进入高成本时代。这背后的真正推手则是长期以来实施的存贷比上限管理(自1995年颁行的《商业银行法》规定：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75%)。面对存款的不断减少和分流，各银行为维持一定的放贷规模，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如发行理财产品等进行“主动负债”，以吸引客户资金，满足监管要求，进而推高了存款成本，使银行自身“进退两难”。据统计，全国银行业理财产品余额已从2007年年末的0.53万亿元急速膨胀至2014年9月末的12.65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62.9%，远远超过了存款增速。如果存贷比管理不取消，这一趋势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因为，目前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完全到位，银行还不能像欧美国家的银行那样通过真正的主动负债来摆脱对客户存款的依赖。从国外金融监管及银行实践来看，是很少见到存贷比监管指标的，尤其是欧美的银行基本不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进行控制，加之其普遍依赖批发性资金，所以流动性比例指标，特别是巴Ⅲ新提出的流动性覆盖率指标更适合监管要求。这也应该是未来国内银行监管改革的趋势。

　　烦恼之二：“中小企业融资难”与“银行贷款投放难”并存

　　这看似悖论，而事实如此，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一面，中小企业普遍抱怨“融资难”。这其实是个世界性难题。据新华社报道：“当前中国中小企业有近5000万家，而超过90％的中小企业无法获得银行融资。”且不论其准确性如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融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对企业的风险定价和风险评估问题。由于中小企业大多处于整个产业链的末端，无论是其经济实力、财务状况，还是信用状况以及所持有的抵押资产等，都与大企业不能相提并论。并且，其“低、小、散、弱、重(重复建设)”的特点决定了在每一轮经济调整中均属“冲击”对象。所以，银行无论是出于信用风险的考量还是基于业务成本的权衡，普遍不愿放贷给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和小微企业。即使放贷给中小企业，其定价也相对更高一些，以覆盖风险，由此又引出了饱受社会舆论争议的另一个问题——“融资贵”。

　　另一面，商业银行又确实面临“放贷难”。这从国内银行业近年来贷款增速一路下滑就可见一斑：2009年年初至2014年三季度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同比增速依次为33%、19.7%、15.7%、15.6%、13.9%和13%，呈逐年下降趋势。同时，银行贷款在全社会融资中的比重也持续下降，从2009年年末的68.97%降至2013年年末的51.43%。浙江亦是如此。全省金融机构当年贷款增量从2009年的9041亿元先后降至2010年的7225亿元、2011年的6465亿元、2012年的6221亿元和2013年的5667亿元。2014年三季度末新增贷款4411亿元，同比少增402亿元。工行浙江分行也概莫能外。2014年前9个月贷款新增286亿元，同比少增149亿元；三季度仅新增36亿元，且主要依靠票据贴现业务支撑。究其成因，从大的方面可以归结为诸如“金融脱媒”乃至网络金融带来的“技术脱媒”等冲击。尤其是那些大企业、大项目可通过IPO、发债、信托等多种渠道进行融资，对银行的依赖度持续下降。但我认为，“放贷难”归根结底还是银行自身的原因，即：缺乏对中小企业风险的识别能力和掌控能力。其实，很多中小企业本身质地还是不错的，也没有太大的风险，但很多银行就是“看不清”“吃不准”，犹豫不决，踌躇不前。这在金融脱媒化的环境下势必造成“大的没得做，中的不好做(风险最大)，小的不敢做”，即所谓的“放贷难”。

　　烦恼之三：“规模持续扩张”与“边际效益递减”并存

　　在过去十几年中，由于利率管制和风险较低，规模高速扩张成为中国银行业普遍的发展模式。因为在利差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收入水平与存贷款规模高度正相关。只需维持一定的扩张速度，利润高速增长便自然得到保证。2007年到2011年，国内银行业贷款与总资产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0%和21%，而同期利润复合增长率却达23%，其中2011年净利润同比增速竟然高达39.23%，为近十年来的“顶峰”。不难看出，其时银行利润主要来自规模扩张。但而今银行却正在步入规模收益递减的“困境”。在过去五年间即2009年至2013年，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和总负债的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0.69%和20.39%，而同期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仅为6.45%，呈现出规模扩张而效益滞涨甚至下降的“背离”之势。据工行浙江分行规模与效益关系的分析发现，无论存款还是贷款，规模增长对效益贡献也是日渐趋弱的，甚至趋于“零贡献”。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虽然规模边际效益递减，但在现阶段银行利润主要还是依靠利差的情况下，不放贷就意味着“没钱赚”。所以，为了维持一定的效益，银行不得不放贷，于是就陷入了“拉存款→放贷款→再拉存款→再放贷款”这样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怪圈”，导致规模越做越大。再者，如果银行贷款真的放少了，企业乃至整个社会也都会“骂”银行不支持实体经济。然而，这种发展模式是难以持续的。其一，信贷业务是要消耗资本的。随着资本约束的日益强化和资本补充难度的不断加大，决定了银行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张。其二，银行规模扩张尤其是资产的扩张，必然引发质量风险。据最新数据显示，国内16家上市银行2014年9月末较2013年年末不良资产上升了1237.53亿元，这至少吞噬了600亿元的利润。因此，简单依靠规模扩张拉动效益增长的好日子已经渐行渐远，甚至可以说是“黄鹤一去不复返”。

　　烦恼之四：“金融需求多元”与“分业经营制度”并存

　　目前，国际上商业银行通行的经营模式大致可以分为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两种。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业实行的是审慎的分业经营与监管制度。应该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这一制度体系不仅对国内银行业规范经营、防范风险、稳健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有利于抑制金融危机的产生。但毋庸讳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无论个人客户还是公司客户，其金融消费理念与需求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多元化、差异化、综合化乃至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不仅要求负债业务、与资产业务、中间业务一体化，本外币业务一体化，而且要求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等业务一体化。事实上，单一的金融服务或产品已经无法对接和满足市场与客户的需求。

　　然而，目前的分业经营制度却使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服务能力和创新空间等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从而“割裂”了金融服务的内在联系与互动逻辑，在很多时候无论哪个金融机构都难以凭借一己之力去满足客户的金融消费需求，需要“借道”或“绕道”于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既影响了服务效率，又抬升了服务成本，甚至还有可能埋下风险隐患。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银行理财产品。据统计，目前有将近七成以上的理财资金投资是“借道”信托公司来完成的。当然，信托公司也常常借助银行渠道销售其产品。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因此，客观上需要尽快实施集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业务于一体的混合经营制度。否则，就很难适应市场变化。虽然，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但由于这项制度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往往是渐进式推进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银行面对客户提出的各种金融需求经常会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或只能通过“辗转迂回”“曲线服务”来满足客户。

　　烦恼之五：“银行高度重视风控”与“整个银行业不良贷款高企”并存

　　众所周知，通过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加强监管，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资本金，成立资产管理公司集中处置1.4万亿元不良资产和2003年启动的新一轮银行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使以不良资产为主的金融风险得到了实质性的控制和改善。尤其是随着国内商业银行先后股改上市，其内部治理日趋完善，风险控制更加严密，整个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从2005年四季度起直至2011年三季度末连续六年呈下降趋势。然而，这一“惯性”从2011年第四季度起被打破，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双双上升。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14年9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7669亿元，不良贷款率1.16%，分别比2011年年末增加3390亿元、上升0.16个百分点。浙江作为此轮风险的先发区之一，2014年三季度末全省不良贷款余额达1090亿元，不良率为1.96%，分别比2011年末增加703亿元、上升1.05个百分点，不良率翻了一倍之多，且尚难断言其何时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现在回过头来看，风险的成因有很多，如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前期刺激政策的实施，经济周期的变化,国内银行缺乏诸如运用信用衍生品、保险等信用风险缓释与对冲工具，整个社会间接融资比例依然过高，等等。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根本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银行与企业信息不对称。在此情况下，即使一家银行内部的风险偏好再审慎、信贷政策再稳健、流程制度再严密、评价模型再先进、管理体系再完善，也无法“独善其身”或“超然于外”。从很多案例来看，往往有“四个交叉”：一是授信交叉。我们经常讲的“过度授信”就是由此引起的。当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或企业处于上升阶段时，每家银行基于效益和竞争考虑，纷纷给予企业授信，唯恐落后，结果超出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而导致风险。二是违约交叉。尽管目前监管部门和各家银行都已推出了交叉违约贷后预警系统，但当银行发现企业在他行违约时，往往为时已晚，处于被动。三是担保交叉。在一些地区，企业相互担保、关联担保、连环担保极为普遍，并由此形成了风险隐患极大的担保圈(链)。这种“圈”(“链”)越大(长)，涉及的银行也越多，尤其是跨银行、跨机构、跨地区的关联担保、连环担保，一家银行往往很难识别。只要其中某个企业出现问题，就会由此及彼，蔓延放大，甚至可能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四是民间借贷与非银行融资交叉。在“融资难”的大背景下，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都或多或少涉足民间借贷，其具体规模不要说金融机构，就连监管部门也根本无法及时、准确地掌握。事实上，民间借贷过高的利率与过短的期限往往是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殃及”银行贷款。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目前，中国银行业就正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乍暖还寒”之时：一方面，银行自身已经在转型路上，但尚未完全实现转型；另一方面，银行转型所需的各项经济金融改革同样也只是启动或正在向前推进，还没真正到位。因此，上述“烦恼”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会依然存在，并且它将与整个经济社会的转型形影相随，彼此影响。但面对“成长的烦恼”银行人并非无可作为，更不能怨天尤人，要运用我们的智慧和能力去破解这些“烦恼”，在破难中前进，在前进中破难。

　　(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