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农信社改制难题：被贷款事件频发 坏账率居高不下

　　晋北农村信用社这场击鼓传花式的“被贷款”接力似乎没有停止的迹象。继山西天镇县农民“被贷款”事发之后，朔州市平鲁区又牵扯出冒名贷款事件。2015年开始，原本立足于服务农村的山西农村信用社，因为屡次发生“被贷款”事件而深陷信用危局。

　　“被贷款”事件暴露出当地农信社系统乱象的冰山一角。2006年之后，在经历多家主管机构的更迭之后，农村信用社持续在中国广阔的乡村发力。在扶持“三农”获得最初的喜悦后，一些不良贷款亦开始产生。

　　2015年，占据农村金融半壁江山的农信社股份制改革大限将至。但问题是，要改制，还要面临如何降低坏账率、明晰产权等诸多挑战，这一过程难言顺利。

　　信用危局

　　对于落在自己名下的贷款，住在朔州市平鲁区的高平(化名)实在无法理解。他向《中国企业报》记者回忆，今年7月他在向平鲁农村信用社申请贷款时，被告知因2万元贷款逾期未还已被列入信贷黑名单。

　　让高平闹心的不止于此，其妻子名下也不知何时“被贷款”2万元。高平感到蹊跷，从来没有申请贷款，夫妻两人如何身负4万元贷款？

　　高平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最近，山西天镇发生的莫名“被贷款”事件让众多农民心惊胆战。

　　平鲁农村信用社告知高平，如果申请贷款，必须清偿以前的债务。而更让高平担心的是，在查询的个人信用报告中，他的信用记录已被拉黑。这意味着，至少数年内，高平将无法申请贷款。

　　记者试图在朔州农村信用联社还原此次“被贷款”事件，但联社纪检委建议记者向下一级平鲁农村信用社了解情况。

　　“目前，已查实的‘被贷款’数额为10万元。除去发生问题的信用社原负责人任小东所贷4万元之外，能落实的问题贷款为6万元。”平鲁农村信用社监事长闫忠清告诉记者。至于是否还有其它“被贷款”事件，他表示尚不确定。

　　近年来，当地“蹊跷贷款”事件时有发生，以至于朔州白堂乡信用社把贷款贷给了死人的消息一度成为网络搜索热词。

　　闫忠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亦坦陈，1996年，农村信用社与监管单位农业银行“脱钩”后，“被贷款”等一系列问题开始发生。

　　“我们不比其它银行，过去的系统没有和央行联网。”闫忠清认为，冒名贷款是由于信用社系统硬件落后造成的，在审核贷款人时，只能依靠身份证明和指纹来确定。

　　闫忠清告诉记者，目前，高平的贷款已经归还，但要想解除信贷黑名单尚需至少一年。但一个疑问由此产生，究竟是谁偿还了贷款？

　　而在高平看来，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尽快解除信用记录被拉黑的情况，而闫忠清则告诉记者，这一过程需要信用社报央行才能核销。

　　在媒体的报道中，山西天镇最近发生的“被贷款”事件中，反映“被贷款”的人过百，“被贷款”数额从2000元至80万元不等，贷款总额逾1000万元。

　　改制难题

　　在很多金融人士眼里，农村信用社的改制是个缓慢的过程，其中要解决企业化运作水平较低，创新动能难以有效释放等诸多问题。

　　“体制、机制、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新业务拓展的成本等问题，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山西晋商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郭志勇说。

　　2013年，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亦对媒体表示，农商行并不一定比农信社、农合行先进或是高级，关键是看机构治理、人员素质、敬业水平等因素。

　　不难看出，事实上，农信社的改制仍存在不同发声。其实，从农村信用社的性质等方面来看，它的改制注定有些投鼠忌器。

　　“不同于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从所有制性质来看，农村信用合作社属于集体经济性质，它属于公有制经济范畴。”郭志勇说。与其它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经济性质相比，它不属于国有经济。因而它不具备一般银行所具有的“血统”，一种说法，其产权模糊也是改制所遇到的难点之一。

　　对于朔州农村信用社来说，改制似乎是个很好的选择。

　　在闫忠清看来，朔州信用联社的改制似乎遇到一些问题。“目前，平鲁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贷款超过2亿元，坏账率达到8%—9%。”他告诉记者。事实上，坏账率至少应该低于5%才能达到改制标准。

　　但上述不良贷款仅仅是平鲁区农信社的数额，朔州市信用联社的具体不良贷款，记者未能从杨姓理事长口中得知，其也未对《中国企业报》提出的其它问题予以答复。

　　农村信用社自身经营状况令人十分堪忧，潜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末，农村信用社资产总额达15.5万亿元，负债总额14.5万亿元，分别为2002年末的7倍和6倍多。资产、负债总额占全部银行业的比例分别达到11.8%和11.1%。

　　“相比之下，平鲁农村信用社的坏账率其实已经很低，实际上，其它地区的坏账率甚至达到10%。”闫忠清告诉记者。不良贷款低于1亿元，低到7000万—8000万元，才是改制的最佳效果。

　　艰难破局

　　2010年，银监会表示，未来五年农信社股份制改革将全面完成。这意味着今年是改制的收官之年。

　　前瞻产业研究院《2015—2020年中国农村商业银行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数据显示，自2011年起，农村商业银行每年新增数量均在120家以上。截至2014年底，全国农村商业银行已达665家。

　　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的网点数分别为3269个、3088个，占总网点数的比重分别为4.02%、3.79%。可以预见，随着农信社全面改制成农商行，农商行未来在涉农金融机构营业网点中的比重将上升为第一位。

　　一方面，在银监会全力推动之下，诸如重庆农商行的赴港成功上市，表明各地组建农村商业银行的步伐明显提速。而另一方面，一些相对落后的城镇则仍徘徊在路口。

　　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末，主要涉农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总数为81397个，其中农村信用社网点数为42201个，占比为51.85%，排名第一；农村商业银行网点总数为32776个，占比为40.27%，排名第二。

　　农信社网点的比重仍然占据半壁江山，改革任重道远。

　　“农信社的股东为全体社员，管理层由理事长、监事长和主任构成，且直接由上级任命。”郭志勇说。这样看来，社员股东及社员代表大会实际上就没有了话语权。

　　而闫忠清告诉记者，“真正有权力的是主任。”

　　有媒体报道，即便是完成了风控制度的构建，不少农信社的风控能力仍旧难言乐观。风险管理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局限于贷款审批过程控制，风险监控部隶属于业务主任。这明显违背银监会经营和监督职能分离的原则，但这样的职能设置由省农信社统一规定。

　　然而这些职能基本限定在事后检查，与贷前调查和贷后检查等重要环节脱钩，无法起到全面风险监控的作用。

　　因此，从平鲁农村信用社发生“被贷款”事件到闫忠清坦承存在管理等诸多问题，这一切看似再正常不过。

　　一些发达地区能够顺利改制成为诸如北京农商银行、上海农商银行等，得益于管理相对完善。2015年，农信社改制还需突破人事、管理、不良贷款率、产权等众多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