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温和复苏，高息亚洲债券前景向好

　　——西方资产管理亚洲(日本除外)联席投资主管暨投资组合经理孙应梅

　　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同步复苏。尽管美联储启动“缩表”并多次加息，但总体步调温和，新兴市场并未出现历次加息周期的大规模资金外逃。相反，亚洲经济体普遍保持强劲、货币多数反弹，亚洲债市也因此呈现资金净流入状态。

　　此时亚洲债券呈现良机，美盛资产管理表示印尼、印度债券尤其值得关注。“从跨境资金流动来看，此前美元计价的亚洲公司债获得最多资金的青睐，这是因为投资者看好美元因加息而走升的前景。但眼下，亚洲本地货币计价债券的表现机会可能到来了。” 美盛旗下的西方资产管理亚洲(日本除外)联席投资主管暨投资组合经理孙应梅表示。

　　在他看来，投资者对这类债券的配置仓位仍然较轻，且亚洲各国央行政策与美联储出现分化，“印度和印尼这类实行高利率政策的国家反而在8月降息，并未跟随美联储加息，且亚洲货币也由于美元走软和较大的本国经常账户顺差而保持强劲，人民币这一 ‘锚货币’(anchor currency)的企稳也有利于亚洲货币，因此西方资产管理看好亚洲债市的机遇。”

　　亚洲债券迎配置黄金期

　　眼下，四大关键因素奠定了亚洲债券的配置价值。

　　就信用风险而言，亚洲受益于亚洲经济及债券的增长动力，违约风险较前受到抑制。

　　就货币潜力而言，主流机构认为弱美元周期临近，从历史周期来看，美元的强弱也并不与加息同步，因此当前是把握亚洲本地货币升值潜力的好时机。今年以来，美元指数贬值幅度已接近10%。

　　从货币政策来看，亚洲各国央行并未跟随美联储加息，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有利于债券配置。

　　“随着经济缓慢复苏，全球主要央行的确都在退出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我认为，‘利率正常化’的说法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长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取决于通胀，美国核心通胀也在过去8年间远低于美联储2%的目标，因此我不认为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会回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4-5%的水平，未来的‘正常’利率水平可能会介于2-2.5%之间。” 孙应梅表示。    美国通胀在过去8年持续处于2％目标位之下

　　此外，就亚洲而言，孙应梅认为通胀态势也受到抑制。“人口老龄化趋势深化(高储蓄、低消费)以及颠覆性科技都加剧了这个趋势，这意味着亚洲国家可能要在未来很长时间面临更低的利率水平。”一般而言，利率处于下行通道，则有利于债券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两年，美国总计加息四次，今年12月料再加息一次，“但问题在于，亚洲没有一家主要央行跟随加息。事实上，一些施行更高利率政策的亚洲国家反而降息，例如印度和印尼。” 孙应梅称。

　　今年8月，印度和印尼相继降息，例如印尼央行下调了政策利率(7天回购利率)25基点至4.5%，市场此前普遍预计利率会维持不变，这也是该行2016年10月以来的第一次降息，2016年印尼央行降息六次。

　　然而，印尼央行的论调则偏中性，降息并非因为经济出了问题，而是在有利环境下，为了维持经济持续稳定而采取的防御性措施。孙应梅分析表示：“印尼央行表示，通胀稳定，美国利率正常化的溢出效应可控，降息重在支持国内经济增长，强化印尼经济应对外风险的韧性。”可见，印尼央行的行动整体利多该国债市。

　　因此，西方资产管理较为看好亚洲高息债券，并尤其青睐印度和印尼等拥有强劲基本面的国家债券。同样地，IIF研究了“亚洲六国”(印度、印尼、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的跨境资金流动情况，其中印度和印尼吸引了最多的资金净流入，韩国、马来西亚、泰国也呈现净流入状态，但菲利宾则出现了净流出。眼下，外资显然青睐印度，此后则是印尼、韩国和泰国，但减少了对菲律宾、马来西亚的配置。

　　多元化配置抵御下行风险

　　尽管全球经济环境利多亚洲债券，但挑战依然存在——投资者普遍期待较高且稳健的收益，那么应如何管理好汇率和信用风险？如何在众多国别的债券中做好多元化配置？

　　“考量亚洲债券的投资机会，需要运用多元化的思考维度，审慎评估它们与美债和美元波动的联动性，尤其是针对例如韩国、新加坡、台湾这类高贝塔市常对于亚洲货币敞口保持中性。” 孙应梅表示，亚洲至少有十一个不同的国家债券，并且有约400个美元债券的发行主体，因此在衡量配置方向时，需要采取全方面、多维度的管理策略。

　　具体而言，就中期来看，债券投资组合的回报是由收益率、汇率和违约率决定的。“如果对收益有预期，那么优先事项就是要锁定有吸引力的收益率，然后管理或减少违约风险。因此，对于发行主体的信用分析则至关重要，这可以有效减少违约损失。”。

　　此外，汇率则是近期波动率的主要来源，如何有效管理汇率风险则大大关系到投资的最终表现。“减少波动性有几种方法：首先，债券敞口要和汇率敞口匹配，例如减少外汇投机敞口；第二，在投资组合中，更多配置更高收益率、经济基本面不断强化的的亚洲国家的债券，这样就能够缓冲汇率波动。”

　　孙应梅也提及，“如果全球通胀意外攀升，这可能会导致全球主要央行互相追逐、收紧货币政策，这也是另一个风险。”不过就目前而言，通胀超调的风险较小，亚洲国家的通胀压力亦可控。

　　不可忽视的是，海外政策风险、地缘政治风险始终是悬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特朗普的‘反全球贸易政策’一旦实行，则会对亚洲债券不利；朝鲜半岛的潜在军事冲突可能也会导致主要资产抛售。” 孙应梅称。

　　不过，就目前来看，年初令新兴市场担忧的“边境调节税”(border adjustment tax)已经被搁置，因为其一旦实行，将显著抬高美国的消费成本，显然是一场“零和游戏”。此前，美国众议院、参议院和白宫的共和党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也表示，“虽然我们一直在讨论边境税调整的好处，但我们意识到，有许多未知因素与之相关，并决定将这一政策放在一边，以推进税收改革。”

　　就中期而言，考虑到亚洲可能面临的内外部挑战，平衡和多元化始终是核心策略，而那些拥有经济增长动力、去杠杆风险较孝人口因素较为积极、对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具有免疫力的国家，则体现出了较好的投资前景，能够最大程度上风散市场风险、争取超额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