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盘底部形成

　　金学伟

　　二三月，在市场再度陷入恐慌之中时，我讲了三个观点。一是“我对1849点作为熊市最低点充满信心”。二是“世界没有末日”，并给这次的底部起了两个名字——“末日底”和“井形底”。前者说的是在筑底过程中，我们时时会有世界末日已经来临的感觉。后者说的是一种技术形态：左边的下跌和右边的上涨犹如井壁，底部则由一系列低点相近的K线组成，类似井底。三是我们的期指交易制度具有鼓励机构做空的倾向，它使我们的市场更多反映宏观经济的消极面，而较少反映积极面。

　　之所以会在下跌中，时时感到世界末日已经或即将来临，有两股力量起了主导作用。

　　一股是国际投行以及某些经济学家，在前两个月的股市调整中，他们不遗余力地唱衰中国，从房地产市场到金融市场到政府债务，直至整个宏观经济形势，处处都显得非常严峻，危机一触即发。更搞笑的是一个从雷曼兄弟出来的老兄，煞有介事地描绘了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三个策源地：2008年是美国，2011年是欧洲，现在轮到中国。

　　这些唱衰论调我都看过，也琢磨过，不是似是而非，就是牵强附会、生搬硬套，抑或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令我疑惑的是他们为什么这样不遗余力地唱衰中国？是书生意气？还是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实践的整体理解不够？直到4月7日，汇丰的一份报告，将内地A股从低配提高到超配，才恍然大悟，真正书生气的是我。因此，本周第一个交易日开盘前，向来不喜欢以阴谋论来论事的我在群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前段时间的大肆唱衰中国是在为某些国际游资从美国市场撤出，抄底中国，创造时间和空间条件。

　　另一股是我们的主流机构。外资与外媒极力唱衰中国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时时会听到这种声音，看到这类文章。但过去，每当这种时候，国内主流机构的观点总是色彩纷呈，注重消极面和关注积极面的都有。但近年来，我们已很少在国内主流机构报告或言论中看到这种分歧，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几乎都跟着唱空。一位QFII操盘手曾无奈地跟笔者说，国内的那些投行和主流机构怎会这样，什么来了都是利空？

　　这除了我们患上了思想上的软骨病外，还跟我们的期指交易制度有关，这一制度使股市上涨100点机构所获得的利润远远比不上股市下跌50点来得大。利益决定取向，使我们的主流机构更愿意做空，而不愿意做多；更愿意挖掘可以当作利空来解读的题材，而不愿意发现积极的、光明的一面。如果我们的期指交易制度能够让做多与做空利益一致，那么，我们的主流证券投资机构也会像以前那样，任何时候都会有多空分歧，有愿意寻找黑暗的，也有愿意寻找光明的，更不会什么来了都当利空使用。

　　一旦恢复了常态，利益不再是多空取舍的前提，有些所谓的利空其实就是极大的利多。以超日债违约来讲，如果这件事不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这其实是肯定的)，那么，它就会给股市带来积极影响。因为在很多人眼里，债券、信托等产品是无风险投资品种，虽然收益低了一点。但超日债违约事件告诉人们，这些品种不仅收益低，也有风险，而且一旦风险降临，是100%的损失。那么，相对而言，股市的风险就可以承受了——只要不买到摘牌的股票，最多也就损失几成，而可能获得的收益却远远超过那些固定收益品种。因此，在本质上，超日债违约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股市资金流走过下降拐点，走出底部，走向攀升的分水岭。

　　因此，改变期指的交易制度，或是对所有交易者一视同仁，或是对套保者实行信息公开制度，既是股市三公原则的需要，也是中国股市能够更全面准确地反映我们的宏观基本面，给我们的国家提供多一点的正能量，少一点负能量的需要。

　　我曾用三个汉字形容过三种类型的底：山，经大幅震荡构筑的底部，形态类似于山；箭，直线下跌后直线反弹，像一支射出的箭，锐利无比。井，底部由几条低点大体相近的K线组成，与左边的下跌、右边的上涨合起来像一口井。

　　井形底的产生通常和两个因素有关。一方面是人们的心态很悲观，对后市充满疑虑，各种唱衰观点形成舆论上的一边倒；另一方面则是做空能量已耗尽，空头再也无法乘势扩大战果，便利用这一有利的市场氛围，悄悄地进行由空转多的腾挪——华尔街操盘手们将此称为“漂洗”——像西施浣纱一样，在水中来回摆动，很优美。

　　本次大盘的底部形态，在正规的月线图上看不太分明，但在我画的以每月19日为月开盘日，以每月18日为月收盘日的月线图上，近4个月来的井形结构体现得非常清楚，几个月的最低点分别是2004点、1991点、1997点、1993点。他们的高点则分别为2127点、2135点、2142点、2134点(本交易月要到18日收盘，用的是本周四的收盘点位)。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井形底结构，如果我们不能准确把握我国的宏观经济和股市前景，缺少对井形底形成的市场环境、技术条件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是很容易陷在这个井底。就好比我看到汇丰4月7日的报告前，根本想不到大肆唱衰中国其实也是一种井，一种陷阱。

　　(作者系上海金耕信息运营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