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企业投资在下降中小企业举步维艰是事实

　　从GDP构成看当前的稳增长政策

　　今天以G D P的构成，也就是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四个方面，来看这轮中国经济的下滑及采用的应对措施。

　　怎样“促消费”

　　近期有种观点认为现在消费占G D P的比重终于达到60%，显示结构调整的结果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这有点扯了。现在经济在下滑，哪怕消费的总量还在增加，但同比的增速已经降低了。阿里巴巴截至6月30日的季度数据显示，其收入同比增长28%，这乍一看很高，但与往年同比增长60%相比可是跌了一半有多。带来的结果就是阿里宣布要削减招聘毕业生的人数。恰恰是因为原来拉动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二的“投资”和“出口”减少了，才导致消费在G D P中的占比相对上升，消费本身的增速其实是在放慢的，这怎么会是好事？

　　谈到消费，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是要澄清的，就是说中国人爱储蓄不爱消费。但媒体常报道的一个现象却是，近年中国出国旅游的人数倍增，而很多人出国不是看风景，看名胜古迹，而是“买、买、买”，把外国的商品都买断货了。每逢中国放长假，外国商家无不严阵以待，等着中国的购物人潮大举杀到。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消费热情和能力是震惊全世界的！怎么能说中国人不爱消费？

　　另一种更扯的说法是说由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医疗、养老、教育这“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身上，导致不敢消费。但这些社保来自何处，还不是来自民众的税收，羊毛出在羊身上。民众的收入不过是换一种形式存在，很多人就看不清了。而前面讲到的国人跑到国外疯狂购物的现象也显然推翻了这个结论。要说跑到国外的最起码都是中产阶级了，但回头再看看国内的消费市场，像苹果这类高端的手机品牌，收入一般的人都愿意去买，显然不是中国人不敢或不愿消费。要问的是为何要跑到国外疯买？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有行政垄断，造成国内生产出来的某些商品价高却质劣，其实根本就不是“钱多人傻”的中国人才不肯买；二是由于关税的原因，导致国外的一些产品，其实并不算是很高端的奢侈品，比如说LV等品牌，在国内买太贵了。

　　所以，要真正促消费，首先还是需要经济持续增长，保证民众收入持续提高；其次是要打破行政垄断，通过市场竞争把价格压下来、质量提上去；三是要降低甚至取消一些关税。

　　“减免税”的方法

　　再来看投资。投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二是政府。这里先谈企业投资这块。最近中央政府出台了一些政策扶植中小企业，比如对向中小企业贷款的银行定向降准，意图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减免税，将小微企业的纳税额由20万提高到30万等；以及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和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资金等。

　　现在企业投资在下降，中小企业举步维艰是事实。可以说，从货币政策到财税政策再到产业政策，都对它们大加扶持。但这些政策会起作用吗？能起多大作用呢？

　　货币政策当然要宽松，哪怕根据最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经济萧条时都要宽货币。但采用这种对中小企业“滴灌”的方式，究竟有没有用？要先问一下，银行为什么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显然是因为贷给中小企业风险比较高，还贷的可能性比起有抵押或收入稳定的大中企业，要低很多。现在所谓的国有银行都改制成上市公司了，都要承受市场竞争的压力。坏账导致的亏损，银行是要负责任的，要对股东交待。

　　随着经济下行，中小企业经营会最先恶化，因为它们是边际上的企业。银行为了防止坏账，开始收缩贷款，是不对称地收缩的，较多地收缩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所以首当其冲受经济不景影响最大的当然是中小企业。

　　在经营恶化的背景下，即使“定向降准”，银行也不会贷款给中小企业，只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例如搞一些“过桥公司”或“皮包公司”，假装贷款给中小企业，换取定向降准的优惠。所以想以行政手段人为地把货币之水引向中小企业，搞“滴灌”，是不可能的。这种政策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增加“乱折腾”的费用。

　　再说税收减免。其实税务部门以前一向对小微企业是不怎么征税的，虽然名义上有征收标准。地方政府对企业征税一直奉行的是“抓大放小”的方针，这是由征收成本决定的。牢牢盯住大企业，因为它们的产值高，数量少，从它们身上征够了，就可以完成任务了。而小微企业多，逐家去征，征税成本是太高了。所以只要税务部门完成了征税任务，对小微企业的偷逃税往往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些小微企业本来的税负就有限，提高免税额，实际能享受到的小微企业也不多。反而在经济下滑的背景下，大中企业的收入下降，税务部门去征了大中企业的税后，仍然完不成任务，这时就不得不“抓小”了。现在对小微企业去搞税收减免，不让税务部门去征，但既有的征税任务还是年年上升，则无论中央政府喊得多响，税务部门怎么可能不打小微企业的主意？名义上不征税，但各种罚没性的“费”就难免多起来了。之前东北就出现过这类现象，媒体都有过报道的。

　　在经济下滑的背景下，要想真正减轻小微企业的负担，与其在减免税上做文章，还不如减少税务部门的征收总额指标。只要指标降了，征了大中企业的税就能完成任务，税务部门就不会想尽办法再去收小微企业的“费”了，这样做反而更有实效。

　　至于各种产业引导基金和补助基金，基本没有发挥作用。因为政府不可能知道哪些产业及发展方向应该鼓励，只有市场才能以优胜劣淘的方式发现。而现在设置了这些产业基金，只会鼓励一些本来就缺乏市场竞争力的公司去想办法“套”政府的钱。真正埋头创新的公司，可能反而拿不到补助。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这个产业发展的技术突破口是电池。若政府不去资助，这个产业里的企业在竞争压力下，自然会去埋头攻克这个技术难题。但有了这类基金，很多企业就开始花时间去编报告“套钱”，得到的反而是“事与愿违”的结果。同时，也多了给主管这类基金的部门或官员寻租的机会，浪费纳税人的银子。

　　要给官员犯错的空间

　　再说政府支出。政府支出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像消费者一样去买各种各样的东西的消费性支出；另一个是政府投资。由于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有大量的基础设施需要政府去投资。政府支出其实还有一个大头是各种社会福利，但这些“转移性”支出是不计入G D P的，不创造财富。

　　前面提到现在谈减税却不去削减征税指标，其实就是因为社会福利的开支越来越大。中国政府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搞财政赤字，这是好事。但社会福利的开支越来越大，想减税怎么可能？所以要真正地减税，还不如去削减社会福利。社会福利看起来对民众有好处，其实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钱还是从民众身上来的。但把钱留在民众自己身上，跟征上来以社会福利的形式再发还给民众相比，后者不仅会养“懒人”，也在财富的一出一入之间带来巨大的“浪费”，给各级官员“上下其手”的机会。而且从欧猪五国的惨痛经验来看，长期而言社会福利迟早会拖垮一国的财政。总之，社会福利的支出减少了，减税才有空间。与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如直接“藏富于民”，更能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民众收入的真正提高。

　　再说政府投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拉动，很大程度上是指政府投资。现在面对经济下滑，中央政府推动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尤其是城市基础设施、高铁建设等。因为城镇化的需要，这些项目都是长期的战略目标，无论经济好还是不好，本来就是要做的。在经济下滑的背景下，加快推进，当然有帮助。

　　但现在的问题是地方政府不怎么搞建设、搞投资了。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缺钱，没钱怎么去搞投资？为什么没钱，因为之前是“土地财政”，经济不好，房地产不景气，地卖不出去或卖不起价，收入自然就减少了。第二是上面讲的，经济不好，税收自然就会下滑，搞得税务部门连小微企业的主意都要打了。

　　但只要整个社会有钱，政府完全可以向社会借钱，也就是借助于社会资本。但现在为什么社会资本引不进来？这就牵扯到最近一些政策的影响了，比如近年的高速公路节假日“免费”政策，不能长期收费(这一点最近要改了)等，这些侵犯产权的事，使得社会资本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钱得不到预期的回报，它们还怎么会愿意进来呢？

　　另外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政府现在不敢投资。比如说据我所知有个大城市想治理一条河流的污染。但这条河流经好几个城市，需要合作才能治理。这个位于下游的大城市去与上游的几个城市协商，结果是达不成共识。因为上游的城市政府怕担责，怕追责，怕治理不好被反咬一口说破坏环境。不做反而没有责任可追，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就抱着这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

　　这种“不作为”不是之前所说的“懒政”，而是“畏政”。因为要做事，不可能百分百不出错，但现在出错就要追责，不仅有离任审计，甚至要终身追责。即使是私人企业做决策，也不可能永不出错的。就算司法也有一个追诉期的条款呢。现在像高铁这类项目，由中央政府在背后推还好一点。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畏政”下，前怕狼后怕虎，都不敢做了，政府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自然就丧失了一大半。

　　还是应该给地方官员做事的空间，适当地允许他们犯错，否则他们什么都不干了。相比于什么都不干，干活但犯了一定比例的“错”，显然还是后者要好一点。为杜绝出门被车撞死的风险，就选择打死都不出门，因噎废食不可取。

　　促进外贸的正道

　　最后一部分是净出口。8月份的进出口数据非常难看。中国一度是所谓的“外向型”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巨大。但现在出口恶化，一个原因是说世界经济形势不好，西方国家的购买力下降了。但世界经济形势不好又不是最近才发生的，2008年以来一直如此。所以说到底还是中国经济自身的原因。

　　影响出口最直接的是货币因素，人民币自2003年以来的持续升值，对企业的出口是有很大打击的。今年8月份人民币贬值，当然对出口有帮助。但长期而言，对企业真正有利的是货币稳定，而不是频频贬值。也有人主张一步到位地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贬到1：7后稳守。但1：7是否就是均衡的汇率，那真是天晓得了。如果不是，以后还是要改，如此频频改变汇率政策，外人对人民币的信心就会丧失殆尽，对人民币国际化非常不利。而人民币国际化给出口企业带来的最大利好就是直接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消除汇率风险。所以要让外贸充分地发挥对中国经济“稳增长”的作用，首要的就是稳定人民币的价值。但稳定人民币价值未必就是要稳定汇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彻底地消除出口企业的汇率风险，才是釜底抽薪的正道。而张五常教授已经多次撰文主张“以可交易的一篮子物品价格指数为锚的货币制度”，正是稳定人民币价值，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