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陷困境 高管离职成风

　　长江商报消息反腐与限薪叠加、被新兴金融业高薪“挖角”成银行高管离职主因

　　金融业高管离职成风，经济下行、工作压力增大、金融改革创新以及反腐与限薪等因素的叠加，或是这场离职变动爆发的原因。

　　公开资料显示，前三季度，四大国有银行净利润增长率均不足1%，股份制银行增速多为个位数，商业银行躺着数钱的时代已经远去。

　　盈利能力明显下降，传导给银行高层的是工作“压力山大”、与之对应的则是薪资构成中重要一项绩效严重缩水。

　　11月5日，一家股份制人士向长江商报记者感叹，工作压力大、薪资缩水，可能是一些高管离职的主要原因。

　　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是，金融业反腐深入推进，前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落马，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等多名高管被查，传闻要求协查的农行行长张云被降级。

　　11月6日，湖北一券商人士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金融反腐，一定程度上让一些或多或少触及灰色地带的金融高管胆战心惊，这或是高管离职的一个原因。

　　不过，在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看来，金融高管离职与金融反腐及限薪没多大关联。他认为，金融业改革创新及新兴业态的兴起，才是金融高管离职的主要原因。

　　有学者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金融高管离职有多重因素，不应简单归集。

　　年薪超百万 金融高管主动“隐退”

　　金融高管离职或与金融业反腐相关联。

　　长江商报记者梳理发现，不少金融高管离职涉及自身违纪、绯闻等问题。今年1月底，原民生银行行长毛晓峰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并辞职。而在去年，有8位银行高管因金融反腐被查，如原农行副行长杨琨，安徽农发行原副行长操良玉，内蒙古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姚永平，中国邮储银行原行长陶礼明等被查，部分已进入司法程序。

　　今年前三季度，亦有9位银行高管、5位券商高管落马，3位金融人士自杀。银行体系，除了毛晓峰外，还有华夏银行原副行长王耀庭、北京农商行原董事长乔瑞、北京银行股东董事陆海军、内蒙古银行副行长延城、龙江银行副行长王贵彬、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郑新平及河南农村信用联合社副主任杨清禄、云南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主任罗敏。

　　券商行业，除了前不久接受调查的中信证券程博明外，还有民族证券前董事长赵大建，历任国信、华西、银河证券总裁的胡关金，国海证券总裁齐国旗及宏源证券总经理胡强。目前，除了程博明、赵大建正在接受调查尚未公开提出辞职外，其余券商高管均已辞职或被免职。

　　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否被查，离职的金融高管年薪大都年薪过百万。

　　长江商报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查询发现，2015年，中信证券程博明年薪576.66万元，另持股173.32万股。东北证券杨树财年薪195.52万元。而在2014年，除开源证券王兆华55.86万元，东兴证券高健为72.09万元外，已经公开离职的券商高管均超百万，其中，顾颉年薪为430.17万元。

　　与券商高管的高薪相比，银行业高管的年薪与其不相上下。2013年，中行原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年薪高达850.18万元，在当年所有中国上市银行高管中最高。目前，已辞任浦发银行行长担任副董事长的朱玉辰年薪仍高达150万元，辞职宁波银行副行长的洪立峰年薪212.5万元。

　　11月6日，湖北一券商人士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今年股市动荡的后续效应及金融反腐叠加，而金融业尤其是券商业部分人士，或多或少触及灰色地带，再加上耀眼的高薪，难免会惹人注目。于是，一些券商高管主动“隐退”，抱着“上岸看看风向”再说的心态。不过，在他看来，如果真的涉及一些案件，即便离职也逃不掉。

　　压力逐增 致银行职员不堪重负

　　不良攀升、压力大或是传统银行高管的离职诱因。

　　长江商报记者调查发现，仅在湖北武汉，多家银行员工下班时间越来越晚。从分支机构到总行，晚上八九点钟办公楼灯火通明已成常态。湖北一家城商行市场服务中心员工告诉记者，白天外出调查，晚上搜集整理资料，晚上10点能下班属正常。不过，下班晚、工作时间长与工资不成正比，反而是一旦出现不良贷款，扣罚相当厉害。不仅如此，以往过年过节发放福利等隐性收入全都取消了。

　　长江商报记者调查了解到，这种现象不是湖北独有，目前，整个银行业体系都是这种情况。

　　不过，与工作压力增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银行业盈利能力大幅减弱。

　　16家上市银行公布的三季报显示，五大行净利润增长率均首次下滑至1%以内，中行、交行净利润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1.47%、0.22%。与之对应的是不良贷款率大幅攀升。中行不良贷款总额1290.72亿，不良率1.43%，农行不良贷款余额1791.6亿元，同比增长43%，不良率达2.02%，建行不良率1.45%，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从各个身份来看，净利润负增长、不良攀升也很突出。

　　根据各地银监局公布的三季度数据，浙江、广东、山东不良贷款规模均突破千亿，其中浙江高达1778亿元。净利润方面，重庆、广东、陕西、山东均出现负增长，其中重庆负增长高达34%，另外三省负增长也接近10%。不良率方面，山东、江西、浙江等省份不良率均超过2%，远高于全国商业银行不良率1.59%的平均水平。从单个银行来看，宁波银行的不良率达到2.45%。

　　湖北一家银行负责人私下向长江商报记者透露，银行业实行贷款责任追究终身制，在经济下行、银行不良率上升的压力下，银行高管如坐针毡。此外，银行高管的薪资受到限制，高管承担的风险与收益不相匹配。

　　“尽管限薪令针对的中央管理企业目前就是五大行，但行业内会对比，人家高管降薪了你也要做出样子。”这位负责人说。公开资料显示，限薪令实施后，多家银行高管薪酬有所下降，部分幅度较大，此后高管离职增多。

　　不过，亦有银行高管表示，工作压力增大、薪水降低是离职的一个方面，主要原因还是传统银行机制不灵活，束缚太多，有时限制了业务开展，个人才能发挥受限，因此想换个环境。

　　改革创新 致高管人才流动

　　金融业爆发的高管密集“出走”背后，或是中国正在进行的金融改革创新所致。

　　11月5日，董希淼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目前，金融业个别区域和部分岗位出现薪酬下降现象，涉及的是中管干部，因此，不能片面地将金融业高管离职原因归为限薪。在他看来，大量高管离职的主要原因是金融业改革创新。

　　董希淼说，近年来，互联网金融蓬勃兴起，需要大量专业人才，银行内部也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银行业人才在内外部流动成为必然，也属于正常现象。而传统银行机制不太灵活，薪资不具备挑战性，大量互联网金融公司开出的高价，对金融高管有较大吸引力。还有一种情况，部分金融高管自身发展触及天花板，个人才能施展需要更广阔的平台。

　　对于金融业反腐导致高管离职的说法，董希淼认为二者的关联性不大。毕竟，随着金融业反腐的深入推进，不要说离职，就是跑到国外都没用，该承担的责任少不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副教授亦持此观点，他认为，金融改革创新，新业态兴起，倒逼传统金融业革新，高管人才流动导致金融高管离职。从目前离职的传统银行高管看，大部分仍在金融体系从业。

　　11月7日，一家股份制银行武汉分行人士称，总体来看，离职的金融高管中，一部分是年龄偏大，一部分是因工作原因调动，属于上级安排。因为工作原因被调动的，多属于去开拓创新。如国泰君安董事长万建华离任创建证通公司。

　　天风证券一人士则表示，在券商行业，因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及行业要求对市场的快速反应，再加上中国资本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期，面临的改革创新之处很多，券商高管年轻化是趋势，因此，年龄较大券商高管离职可以理解。

　　还有银行人士称，经济下行压力，中国正在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正是一个个人创业的绝佳时机。金融业高管，拥有一定的资本和资源，创业的成功率要高一些。比如，曹彤从中信银行副行长岗位辞职跳槽至微众银行任行长，现转战厦门联手国资创办互联网金融公司。

　　有学者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金融业爆发的高管变动，有多重因素，如金融业反腐、证监市场严打、银行盈利水平下降、金融改革创新等，不应简单归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