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高管圈内流动 分行行长快速补位

　　“腹背受敌”，平安银行行长邵平在公开诚如是形容当下银行业的阵痛。随着不少银行高管纷纷离去，如何培养、稳定高级管理人才，正在成为银行业一项严峻的课题。

　　根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16年以来，有34位银行高管出现工作变动，其中有近20位银行高管(包括董事长、行长、副行长)辞职。而2015年以来，有近90位银行高管出现工作变动，这还不包括大部分董事、独立董事。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梳理发现，相比2015年银行高管变动的主动“离职潮”，2016年以来银行高管变动更多是在银行“圈内”加速流动，并呈现如下特点：第一是一代银行家进入退休年龄段，银行高管补位后出现空缺；第二是银行业金融反腐趋严，涉事高管落马职位填补后，原职务空缺；第三是民营银行的常态化对银行高级管理人才的挖角，同时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也吸引一批银行高管投身其中。

　　行长们“圈内”流动加速

　　经济下行周期，银行“不良”上升压力陡增，银行净利润增速下降，银行高管薪酬也在缩水。2015年，五大行银行高管薪酬几乎腰斩，同时民营银行、互联网金融“创业+高薪”的诱惑下，不少银行高管人才流失。

　　与2015年银行行长们的主动离职有所不同，2016年银行高管的频繁变动更多是“补位”需求。

　　今年以来，多位重量级银行家退休，内部“补位”需求上升。首先是，今年5月一代银行家姜建清的谢幕，他执掌工行16年，从“技术性破产”到“宇宙行”，姜建清带领工行参与见证了银行的“黄金十年”。如今银行业逐渐告别“黄金十年”，伴随而去的也是一代银行家的谢幕。姜建清退休之后，工行原行长易会满接替出任董事长，截至本报记者发稿，工行行长一职仍空缺。

　　今年2月，任兴业银行行长14年的李仁杰退休，他在任内将兴业银行打造成“同业之王”。接替李仁杰的是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原行长陶以平。在离职之时感叹“人生有涯，事业无终”的李仁杰，在退休后加盟陆金所任董事长。同样“退而不休”的还有姜建清，近日，他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身份出席活动。

　　6月30日，中信银行董事长常振明辞任，公告中表明是“工作安排”的原因，不过出生于1956年10月的常振明也将要60岁。常振明辞任后，中信银行原行长李庆萍接任执行董事长一职，而常务副行长孙德顺则出任中信银行行长一职。

　　另外一个“圈内”循环的原因则是，银行业金融反腐持续发力。2016年1月29日，中纪委督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农业银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张云因严重违纪，受到留党察看二年、行政撤职处分，由中国农业银行按部门副职以下(不含部门副职)安排工作。而在2015年12月，张云就辞任了农行行长。今年1月，光大银行行长赵欢接替张云出任农行行长一职，也几乎在同时，中行副行长张金良调任光大银行行长。

　　除了上述“补位”因素，走向监管层、从政也是银行高管的一个方向。今年2月，农行董事长刘士余接替肖钢出任证监会主席。3月，农行副行长李振江辞职。6月，中行副行长朱鹤新赴四川任副省长，负责金融、商务等工作，走上仕途。

　　今年以来，民营银行常态化正在加快推进，前有重庆富民银行批复筹建，后有四川希望银行获批，近日，三一重工也获批筹建湖南三湘银行。民营银行的挖角主攻对象，正是传统银行的管理层。5月20日，光大银行董事、副行长邱火发辞职，后被证实加入恒大，拟出任恒大发起设立的民营银行董事长，此消息尚未获得证实。今年3月，工行电子银行部总经理侯本旗辞职拟任中关村银行(筹备)行长，目前他已经退出筹备。

　　分行行长打响高管“补位战”

　　由于上述“圈内”流动的原因，今年以来，银行高管出现了多个空缺，其中行长、副行长的空缺尤为受到关注。民生银行在今年6月唯一的副行长邢本秀解聘之后，目前是“一行三助理”的架构，没有副行长。

　　在一位银行业人士看来，这并不会影响民生银行的整体运营，不过没有副行长的管理架构确实比较奇怪。据了解，民生银行三位助理石杰、李彬、林云山目前具体分管业务，行使副行长的工作权利。该人士认为，民生银行将行长助理提升为副行长并非没有可能。

　　今年以来，五大行中中行、工行副行长职位曾有空缺，工行行长一职空缺。对比来看，五大行高管的架构，“一行五副”似乎是标准配置。中行在今年张金良和朱鹤新两位副行长离职后，仅剩下三位副行长，分别为任德奇、高迎欣和许罗德。不过《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获悉，农行上海分行行长刘强、中行支付清算部总经理张青松目前已经确认出任中行副行长，补位后中行也是“一行五副”。

　　目前，除了工行原副行长王希全任中行监事长是跨行平级流动之外，银行高管“补位战”中，内部擢升和内外部分行行长成为主力人眩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补位的银行高管中，有8位来自地方分行行长或副行长，2位属于内部擢升。8位地方分行行长或副行长的补位，有的从内部提升，也有从外部引进的人士。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分析，银行人才内部提升是比较好的路径，可以保持连续性，同时内部筛选成本比较低，能够更好地融入管理。

　　除了陶以平是以分行行长补位兴业银行行长之外，今年4月，中行新加坡分行行长郭宁宁出任农行副行长。5月，浦发银行提升的三位副行长王新浩、崔炳文、谢伟，此前分别是浦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浦发银行北京分行行长、浦发银行金融市场业务总监。

　　最近，建行重庆分行行长李云泽补位工行副行长。此前，工行四川分行行长官学清出任工行董秘，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王百荣接替退休的魏国雄任工行首席风险官。“其实，提升分行行长做副行长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分行行长在业务上有实战经验，懂业务，能够担起工作。”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董希淼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称。

　　纵观此轮银行高管“补位战”，60后银行家突起，银行高管也渐由60后主导。不过，随着地方分行行长、副行长的不断补位，银行高管中也出现了70后新生代，上述农行副行长郭宁宁正是1970年生，今年46岁。

　　对于银行高管队伍的年轻化，曾刚表示，银行现在面临的转型压力是非常大和剧烈的，银行对新兴业务盈利点的挖掘，实际上年轻高管更能胜任。不过，另一面是也可能会对风险的重视不够。

　　“五大行有很严格的人才选拔、提拔、任用机制，流程是很完备的。股份制银行更多的是董事会选拔。”董希淼表示，当前银行缺少高管的情况下，应该加快人才的培养和提拔力度。

　　对于一些银行高管跳槽到体制外的行业去，董希淼表示，去年银行高管的主动离职的确很多，这需要银行给高管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加市朝的薪酬。

　　(本报实习记者李旭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