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在2025年左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未来10年左右尤其是“十三五”时期，将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最后时期的关键阶段，能否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看未来从现在到“十三五”时期的发展质量。

　　●未来10年左右尤其是“十三五”时期，将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最后时期的关键阶段，能否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看未来从现在到“十三五”时期的发展质量。

　　●新的改革红利以及由此催生的自主创新红利等将取代逐渐弱化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全球化红利等，成为未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新动力源泉。

　　●未来5-8年即我国“十三五”时期，世界总体上将处于第三次信息化浪潮的产业扩散效应之中，有可能带动世界经济最终走出低迷，并进入复苏上升期。我国在物联网、云计算等领域拥有一定的技术准备和市场优势，可以说意味着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

　　“十三五”规划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个五年规划，也是新常态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编制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日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发布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发展趋势和战略思路研究》中期成果，《经济参考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课题组负责人、经济研究所所长宋立研究员。

　　我国将在2025年左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经济参考报》：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即将迎来“十三五”。我们知道，中国经济从“十二五”开始迎来了新常态，因此各界都对“十三五”规划充满了新的期待，您认为应如何定位“十三五”？“十三五”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宋立：“十三五”时期，不仅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也是我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的冲刺阶段和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阶段，更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发展模式更新升华的加速阶段。

　　根据我们的初步预测，我国将在2020-2025年之间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中，在基准前景中，我国有望在2021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乐观情景中，我国有望在2019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悲观情况下，我国或许要在2023年前后才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无论如何未来8-10年尤其是“十三五”时期，将是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冲刺阶段。

　　我国将在2025年左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在基准前景中，我国有望在2024年成为高收入国家。乐观情景中，我国有望在2022年成为高收入国家。在悲观情况下，我国或许要在2028年前后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因此，未来10年左右尤其是“十三五”时期，将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最后时期的关键阶段，能否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看未来从现在到“十三五”时期的发展质量。

　　“十三五”时期发展的条件与机遇

　　《经济参考报》：按照您的说法，“十三五”时期到2025年前后，我国仍处于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那么这个经济发展的条件与机遇都有哪些？

　　宋立：从外部条件来看，“十三五”时期，世界经济有望进入低成本能源推动的新繁荣周期。页岩气技术革命有可能将改变成本上涨带来的世界性通货膨胀趋势和压力，在一定意义上带来新的“成本下降式”发展繁荣。虽然页岩气技术扩散效应带来的繁荣程度可能相对有限、但与信息技术革命新浪潮相叠加，仍有可能带来比较明显的供给推动型的中周期繁荣。

　　新兴产业发展有可能催生世界经济新增长点。虽然目前在多个技术领域有望突破，如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但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化存在一定的时间过程。“十三五”时期，相对比较成熟的是第三次信息化浪潮将继续深入，将推动新兴优势产业和新经济增长点的形成。未来5u20148年即我国“十三五”时期，世界总体上将处于第三次信息化浪潮的产业扩散效应之中，有可能带动世界经济最终走出低迷，并进入复苏上升期。我国在物联网、云计算等领域拥有一定的技术准备和市场优势，可以说意味着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

　　发达国家在新技术突破推动下逐渐复兴有望形成新外需。“十三五”时期，预计页岩气技术革命在发达国家的推广应用将推动发达国家率先进入趋势性回升，并有可能出现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局面。在原有分工体系下，有可能为我国产品提供更大的市场需求。

　　从内部条件来看，“十三五”时期，全面深化改革释放空前体制红利。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我国长期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历次改革，必将释放出超越以往改革的空前程度的改革红利。新的改革红利以及由此催生的自主创新红利等将取代逐渐弱化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全球化红利等，成为未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新动力源泉。

　　生产要素质量提高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总体来看，我国劳动供求关系变化，导致我国新增劳动力数量减少，劳动工资上升，成本趋于上升，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迅速减弱。同时，伴随人口年龄结构老化，65岁以上人口比例提高，我国即将进入老龄社会，储蓄率将随之趋于下降，资本形成速度将逐渐下降。但另一方面，我国生产要素质量不断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不断增加，劳动者素质快速提高，同时，设备替代人工速度不断加快，资本深化持续进行，必将推动我国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

　　自主创新加快催生新的产业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动力和能力持续增强，社会创新大环境正在形成，自主创新的累积效应，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产业竞争力提高。同时，技术创新的持续突破与制度创新相结合，也将成为继劳动力再配置和技术引进效应之后推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我国新型城镇化稳步发展，从劳动力城镇化转入消费者城镇化阶段，内需潜力将进一步发挥。如果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农村型消费者将2003u20142013年城市消费升级以2/3规模“复制”一遍，必将形成我国消费升级的第2波峰。

　　区域协调发展促生新的经济增长极和增长带。伴随世界经济调整和我国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我国区域将从过去的部分人、部分短期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转向“均衡协调发展”。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产业省际转移，在一定意义上是区域发展平衡，另一方面外部需求弱化、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逐渐扩大，将导致产业发展集聚从传统的沿海和临港型发展布局，转变为向人口中心等地区聚集，必然带来沿海短期的减速调整和人口中心、中心城市等人口密集地区等“复兴”，使中西部有条件地区发展进入快车道，并形成具有一定辐射力和带动力的新增长极和增长带。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经济参考报》：您刚刚谈到“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与机遇，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两个方面的，有机遇就会有挑战，那么，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又有哪些？

　　宋立：“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面临外部和内部的困难与挑战。首先，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经济全球化放缓而国际竞争加剧。从我国的外部环境来看，由于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竞争的传统劳动密集型领域仍然在延续，而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对发达国家的竞争与替代已经全面开始。“十三五”时期，伴随我国经济持续成长和竞争力增强，我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周边国家的关系均将持续变化，我国有可能迎来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国际环境，我国将不得不在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同时面临发达国家和后起的新兴经济体的双重夹击与复杂挑战。

　　地缘关系变化：对我国发展和对外合作发生深刻影响。“十三五”时期，我国周边关系可能出现两个激烈化和两个复杂化局面，南海局势、中亚局势又可能趋于恶化，东北亚和南亚局面则可能继续复杂化，有可能对我们形成美日和宗教极端势力“东西夹击”的地缘格局。

　　资源能源供应约束：面临新的复杂局势。一方面页岩气技术革命增加了新的能源供应源，有利于我国能源供应，另一方面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则又可能对我国形成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从国内情况来看，也有不少挑战。

　　第一，劳动力供求关系急剧变化导致传统比较优势弱化。伴随我国和刘易斯拐点到来，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由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应，劳动力成本持续明显上升，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迅速丧失。同时，伴随我国老龄人口比例上升和进入老龄社会，储蓄率趋于下降，资金成本也将趋于上升。一方面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与后起的新兴市场国家明显弱化，另一方面我国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相对发达国家的成本优势也有所弱化。

　　第二，环境约束强化、资源能源供应面临挑战。雾霾等问题的出现进一步凸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十三五”时期，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应该也必将进一步加强，并将在一定程度上相应降低潜在增长水平。同时，伴随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如果没有在能源节约利用方面有比较大的突破，资源能源对外依存度必将进一步持续上升，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尤其是地缘政治变化，导致我国石油生产、采购和运输等环节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

　　第三，经济金融风险凸显加大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由于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没有及时建立起与我国快速经济发展及特定的低成本扩张模式相适应的融资制度等安排，地方政府融资以及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影子银行等)等财政金融领域出现并累积了一定的风险。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以银行为主的传统间接融资在中高速增长背景下快速扩张，而新兴的股权市场等直接融资却受先天不足等因素制约，没有及时并充分发展起来，导致全社会负债率持续上升。加上房地产市场改革与发展衔接不到位，福利房制度与市朝住房制度之间缺乏适当的过渡性和衔接性制度安排，再加上财富分配与积累的急剧不均衡，导致房地产等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泡沫。如果杠杆率进一步上升，有可能催生新的资产泡沫，但如果快速去杠杆、去泡沫，又有可能引发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滑，影响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金融风险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一个重大不确定性因素。

　　第四，社会问题等非经济因素制约趋于强化。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虽然积累了一定的矛盾，但这些矛盾往往被高速成长现象所掩盖或被高速成长带来的红利所化解。伴随我国经济减速，有些问题将可能水落石出，形成对经济深化稳定发展的制约。尤其是随着公众对收入分配和环境问题心理承受力的下降或回归，及对未来收入预期持续提高，同时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态度与前辈有转折性变化。这些将对我国生产要素供给和经济发展环境形成一定的负向约束。

　　第五，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导致下行风险加大。在经历一定阶段的高速超高速增长之后，绝大部分国家的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我国也将不会例外。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和储蓄率下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重新配置接近尾声，以及技术追赶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空间显著缩小，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趋于下降，高速增长阶段将结束。但人力资本积累和制度创新带来的要素质量及其使用效率提高，研发能力增强带来的产业优化升级，城镇化带来的内需增长，以及区域梯度发展带来的新动力等因素，仍将使我国经济能够维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十三五”时期，我国不大可能重现之前的高速增长，但也不会立即进入中低速增长，将会较长时间保持中高速增长。

　　《经济参考报》：根据您的预测，“十三五”前后这个中高速增长大概是多少？

　　宋立：根据我们的计算，“十三五”时期，我国基本面因素仍可支撑我国经济保持7%左右的经济增长。

　　有研究认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可能下降到6%-7%之间，但这些研究主要考虑了劳动力、储蓄率等下行因素的影响，没有或没有完全考虑全面深化改革对潜在增长率的上拉作用。我们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即使本轮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上拉效应只有1994年改革的一半左右，“十三五”时期我国潜在增长率平均水平也将达到甚至超过7%。从现实增长率来看，“十三五”时期劳动力供给减少、高储蓄率降低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等确定性因素将拉低经济增速近3个百分点(相对于2001-2010年平均水平)。去杠杆、去泡沫和去产能等政策调整将会下拉经济增速2-3个百分点。受限于要素条件的变化，本轮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可能达不到1994年改革水平，但只需达到一半以上，仍可基本对冲政策因素对经济的下拉作用。综合来看，“十三五”时期，基本面因素仍可支撑7%左右的经济增长。

　　可考虑制定涵盖“十三五”和中上等收入阶段的中长期规划

　　《经济参考报》：对于“十三五”规划您还有哪些建议？

　　宋立：“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城镇化深度发展、对外经济新格局形成，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必须顺应新的环境条件变化和新特征的形成，制定具有针对性、前瞻性战略思路和相应的政策措施。为此，要实施创新与升级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以消费者城镇化为主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商品出口与“走出去”并重的对外经济战略，以及更加积极主动的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战略。

　　可以考虑研究制定涵盖“十三五”和中上等收入阶段的中长期规划，将“十三五”规划延伸到2030年。预计我国“中上等收入”阶段即“迈向高收入”阶段，将涵盖率“十三五”和“十四五”两个五年规划。由于2020年之前即“十三五”时期，已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和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所详细规划。如果“十三五”规划只涵盖2016-2020年五年时间，则一方面“十三五”的战略性将有所降低，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和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执行方案和行动计划；另一方面对于我国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和关键的“迈向高收入”尚未有专门的规划来谋划，处于战略空挡状态。为此，他建议，将正在研究制定的“十三五”规划的覆盖期延伸到2030年，研究制定涵盖“十三五”和中上等收入阶段的中长期规划“十三五”规划与2030年远景战略，在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和全面深化改革决定进行全面落实的同时，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进行相同规划和超前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