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面对新一轮财政宽松吧

　　财政和货币政策导向的变化，有利于进一步刺激投资，带动房地产等传统行业的复苏。这些行业的确令政府头疼，但在2015年，中国很需要它们

　　来源：《投资时报》

　　文｜苏小张

　　一

　　虽然新一届政府已经多次强调要弱化对GDP的一味追求，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还是一口气提到了12次7.4%。

　　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4年中国经济成绩单。不出意料，GDP被初步确定为7.4%。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说，“7.4%是一个克服困难的7.4%，是一个克服压力的7.4%。7.4%符合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增速换挡的客观规律。7.4%在国际上也还是一个不低的水平，7.4%后面的总量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63.6万亿。7.4%是在合理的区间，7.4%完成了全年经济增长的目标。”

　　人们已经能感受到，2014年的7.4%，与此前8%、9%甚至10%有多么大区别。它发生在政府改革、高调反腐、经济和社会问题丛生的背景下，不少地方政府官员因此而感到茫然，他们似乎搞不清楚中央到底要什么，因此多少有些懒政现象出现。同时，普通民众并没有感受到物价的明显上涨，全年CPI(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只有2%。尽管自2014年国庆节之后，中央政府已经明显加大投资力度，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有松动的迹象。

　　更重要的是，它证明，即便是告别高增长，中国也可以完成100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并能创造不少的税收和财政收入，为下一步的改革成本积蓄资本。2014年，在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房地产、钢铁等许多传统行业感到严冬难捱的背景下，中国也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失业现象，国家统计局2014年调查失业率在5.1%左右，城镇新增就业达到了1322万。

　　1月22日，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的一位官员说，“一定要把GDP和就业、结构调整、改革进展放在一起解读，才能看出7.4%的含金量。”这位官员在电话里努力解释2014年经济成绩单的不易。他说，“在世界经济增速都放缓、中国经济全年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局面下，7.4%的增长很不容易，用这样的一个数字，做了那么多改革的事情，保证了那么多的就业，更不容易。”

　　请注意他们的转变。在新一届政府提出新常态的概念之前，他们评价GDP时，总是和CPI相联系，和投资相联系。而现在，他们更多提到的是就业和改革。这是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方式带来的最大改变。

　　渣打银行发布的报告评价称，2014年经济增长虽有所放缓，但却是改革取得积极成果的一年。他们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在2014年三季度结束的时候，中国前三季度GDP同比增幅由上年的7.7%降至7.3%。渣打银行的经济学家李炜说，增长放缓部分出于政策原因，反映出中央加大力度抑制债务增长过快、关闭企业过剩产能并着手应对环境恶化问题的努力，推进改革仍为工作重点。此外，在金融领域、农村改革领域以及政府财政预算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有突破性的改革。

　　已经不需要再过多地溢美政府在2014年的工作了，尽管房地产的加速衰落、经济增速的加速下滑都曾一度让政府紧张不安、忧心不已，尽管他们一度重新开启了投资驱动模式，并连续进行略显迟缓的货币政策操作，但好在经济整体稳定，改革坚定推进，天下相安无事。

　　1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达沃斯论坛上演讲时总结称，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而发展则必须由中低端水平迈向中高端水平，为此要坚定不移地推动结构性改革。他说，刚刚过去的2014年，面对下行压力，中国政府没有采取强刺激，而是力推强改革，尤其是政府带头改革，大力简政放权，激发市场和企业的活力，“事实证明，我们出台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是正确的、有效的。更重要的是结构性改革迈出重要的步伐。”

　　二

　　结构性改革，这是一项许多人都知道的中国应该尽快去完成的任务。即便是在过去十多年的经济黄金期，中国政府也一直试图完成这个转变。

　　现在，这个任务的迫切性如此强烈：中国传统的劳动力优势不再，人工成本正在不断上升，简单的来料加工再出口或内销型的制造业对中国经济质量的正影响逐渐式微。更重要是，当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GDP增速步入中高速、新业态兴起、饱受产能过剩之痛的传统行业在衰落，新常态来临了。而同时，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发达的国际经济体也正在发生改变，机器人、人工智能应用、新能源应用等以创新驱动的新模式正在塑造着未来的经济形态。中国既需要完成对自身的改造，又需要跟上发达经济体创新步伐。

　　新一届政府采用创新和改革来完成产业升级的艰难任务。李克强在2015年达沃斯论坛上说，“面对多变的经济形势，我们主张要大力推动开放创新，也就是说，要激发开放创新的活力。”他还说，“宏观政策固然重要，但结构改革势在必行，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尽管难度很大，但也应该坚持去做。这样，才能够形成全球创新的合力，增强世界发展的新动能。”

　　李克强的上述观点表明，相比宏观政策，中国乃至国际社会更应该坚持的是开放创新和改革。这其实是中国完成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密码。

　　中国传统产业一个普遍的特征是：劳动密集，低端制造，不断复制膨胀，但模式单一，缺乏创新。这导致了大量的投资浪费和重复建设，亦是产能过剩的根由。更重要的是，如果延续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产能过剩将会是一个无解的难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政府继续推进改革，打造一个鼓励创新、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做到这一点，首当其冲的是继续推进对政府的改革。

　　长期以来，政府习惯了对企业的指导、对市场的干预，他们以稳定宏观经济运行为借口，对具体的产业和市场进行调控。这种做法，的确在短时间内熨平了经济周期波动可能带来的冲击和危害，但糟糕的是，政府的介入打破了人们对市场的预期，企业被绑住了手脚，各种创新的念头被关进了调控政策和审批程序的笼子里。

　　中国羡慕那些发达经济体的创新活力，即便一次金融危机，也不能完全摧垮它们孕育下一次腾飞的基因。事实上，无论美国、欧洲还是日本，这些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和创新商业模式的出现，正是得益于它们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它们的政府更多关注公共服务的提供，而很少会具体干预企业的发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达沃斯论坛上演讲说，中国经济要行稳至远，必须改革创新，要用好政府和市场的两只手，实行双引擎，一方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培育打造新引擎，另外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改造升级传统的引擎。这既是发达经济体提供给中国的经验，也是30多年前那场改变中国的改革开放留给当下的宝贵遗产。

　　政府的自我改革，现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新一届政府在2014年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提前完成了简政放权的任务，他们用了两年不到的时间，共取消和下放了600多项行政审批项目。诸多乱配错配的干预之手被砍掉了。现在，人们期待政府的自我革命能够突进到更深的领域，而不是到此为止。

　　三

　　比政府干预更让人担心的是，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会卷土重来吗？它曾经给中国带来GDP的一枝独秀，也曾让民众切身地感受过可怕的通货膨胀。

　　这一模式在去年最后一个季度初现端倪，国家发改委接连批复大规模“铁公基”投资项目，试图以此稳定中国经济的增长。而2015年，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较大。李克强在达沃斯论坛上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不可否认，2015年，中国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择？是追求短期更高增长，还是着眼长期中高速增长、提升发展质量？答案是后者。“我们将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会搞大水漫灌，而是更加注重预调微调，更好地实行定向调控，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同时着力提升经济的质量和效率。”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分析更为明了。他表示，2014年和2015年，中国经济存在着比较大的下行压力。首先是需求有下行的压力，在过去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比较快的增长速度，几年之前都是20%以上的速度。这几年，特别是去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相对调整，随着制造业领域产能的相对过剩，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确实在下降，去年只有15.7%的名义增速。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和他的研究团队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在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中说，传统增长引擎正加速失效，中国经济并未走出寒冬。原因是，房地产黄金时代一去不返。而新常态之下，地方政府道德风险和投资冲动被抑制，房地产开发投资放缓，失去需求端的消化，供给端又无法快速去产能，制造业迎来全面过剩时代。同时，出口也难成奇兵，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不断攀升，再加上融资环境偏紧和劳动力成本制约，出口内生增长动力不强。

　　李克强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了解决中国传统引擎失效的方案：升级旧引擎，打造新引擎。他将投资视为旧引擎，升级的重点是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这一做法，其实已经延续十多年了。这种做法一度引来不少学者对政府一味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行为的批判，他们认为这样大规模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升级是无效的，而且会造成大量的财政浪费。

　　国家审计署在2013年、2014年进行了四万亿投资计划执行情况审计。他们发现，在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存在地方政府重复编制投资计划、重复申请国家财政投资资金的现象。国家发改委对一些地方落实中央投资计划情况的巡查也发现，一些地方的乡村公路存在重复建设现象，一些小城市的污水处理厂其实变成了养鸭池塘。

　　好在这仅仅是个案，至少这些现象还没有成为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普遍现象。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说，投资浪费的现象肯定存在，但肯定不是主流。中国要完成城镇化进程，还有很多公路、铁路、城市场馆等基础设施项目需要建设。他认为，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不是过剩了，而是还远远不够，但政府确实应该注意投资效率，因为国家财政是有限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认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还有很大空间。他在2015年达沃斯论坛上说，“目前中国公共设施的存量仅为西欧国家的38%、北美国家的23%，服务业水平比同等发展中国家还要低10个百分点，而城镇化则比发达国家低20多个百分点。”

　　四

　　可以预见，在2015年，投资仍将扮演重要角色。据接近财政部的人士称，2015年中国将适当扩大财政赤字规模，赤字率将会上调，赤字增量将会比2014年增加1000多亿。全国的财政赤字将有可能突破1.6万亿。为了缓解地方政府的压力，地方财政赤字也会略有增加。这样的信号意味着，在2015年，我们将从积极的财政政策走向适度扩张政策。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政策取向的一大前提，是2015年中国GDP的目标被确定在7%左右几乎已成定局。相比2014年，GDP的目标要下降，而财政赤字却会增加。

　　但尽管如此，投资所带来的资金压力依然沉重。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测算说，维持2015年7%的增速也需要近13万亿的基建投资，而预算内的财政和土地出让收入及预算外的融资平台等渠道并不能完全满足这些资金需求，估算2015年基建投资缺口大约为4.5万亿，而这部分资金要靠其他融资渠道来解决。

　　在此背景下，周小川领导下的央行也将采取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以配合李克强关于两个引擎的要求。

　　渣打银行的中国研究团队预计，2015年一季度央行将再度下调存款利率25个基点，利率浮动上限将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2倍上调至1.3倍。与此同时，鉴于目前很多贷款的实际利率仍未与监管基准利率脱钩，预计2015年一季度央行将下调贷款利率40个基点(贷款利率将基于市场化的Shibor利率)。此外，渣打银行还认为2015年底前央行或将放开存款利率，可能采取的手段包括取消存款利率上限并同时下调存款基准利率。

　　财政和货币政策导向的这些变化，不仅将有利于进一步刺激投资，还将带动房地产等传统行业的复苏。这些行业的确令政府头疼，但在2015年，中国很需要它们。

　　新引擎的打造需要政府做更多的改革，并且尽快在市场落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的考察重点都是一些创新型的公司，而不是那些巨大而笨重的国有企业。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最高决策层想要搞清楚，怎样做才能进一步释放这个国家的创造力，带动经济发展，并吸纳更多就业。

　　李克强在2015年达沃斯论坛上说，打造新引擎，就是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有13亿人口，9亿劳动力，7000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人民勤劳而智慧，如果把全社会每一个细胞都激活，绝对会使整个经济机体充满生机，民众之间蕴藏着无穷的创意和无限的财富，是取之不竭的金矿。

　　要打造这样的金矿，政府需要进一步推进自身的改革，打破那些仍在束缚着这个国家活力的桎梏和羁绊。

　　改革，其实是一个既诱人又危险的东西。尤其是，这个国家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积累成功的改革经验了。新一届政府让人们看到他们的改革决心和胆识，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正在发生的事情告诉人们，法治是改革顺利推进的根本保障。管清友在他的报告中说，“如果依法治国的方略无法落到实处，一切都只是空谈。”(完)